崇祯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38年，清军的铁骑再次从山海关南下。被内忧外患这么地心力俱疲的崇祯皇帝，赶忙召集京城军民布置防御。但是，这次被皇太极派出的大军，并没有朝着防守严密的京城杀来，而是小心翼翼的绕过京城，奔向了直隶行省保定府的一个小县城——高阳。

    这个高阳县，原本只是保定府的一个普通地小县城，之所以能让清军冒着被包围的危险冲杀而来，是因为高阳县城内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孙承宗。

    前兵部尚书、蓟辽都师、东阁大学士、太子少师孙承宗，已经赋闲在家七年了。

    清军绕过京城后一路南进，沿途阻挡的各路明军都大败而退，孙承宗很早就听到了消息，但是他没有准备带着家小南逃，而是阻止县城的军民一起防御，准备和清军做最后的抵抗。

    清军铁骑不出半月就到达了高阳县外，面对孙承宗带领的数千百姓的抵抗，清军毫不在意，不出三天就打破城池，而忠肝义胆的孙承宗，也被清军俘获，他的数百族人，也成了清军的俘虏。清军对他展开了各种威逼利诱，但是孙承宗宁死不屈，最后自刎而死，同族的家人也都壮烈殉国。后世史书中对这位爱国者的评价很高，作为明末大臣中为数不多的殉国者，孙承宗在清朝编著的《明史》中备受褒奖，但是民间却有一些将他称为“亡国之臣”的声音。值得我们一一比对和分析。

    一位教书先生

    明朝和宋朝有很多相似之处，开国君王对于武将的忌惮尤为深重，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更是大杀功臣武将。这两位帝王不约而同的制定了一条影响深远的国策：以文制武，但是结局却各不相同。

    纵观南北两宋，以文制武导致了宋朝的将领很多时候无法进行有效的决策，在面对辽、金、西夏和后期的蒙元帝国的进攻，只能疲于应付，更谈不上克复中原。而明朝时期境遇却大不相同：每当和外族作战势力或者国内出现叛乱时，武将拿不出手，却有一帮军事素质极高的文官出来力挽狂澜。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力挽狂澜，宁王叛乱时王守仁横空出世，而到了明末，不论是对抗后金，还是镇压农民军，战果最辉煌的也都是文臣，孙承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孙承宗在成为军事人才抵御后金之前，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不过这个教书先生一开始教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理寺官员和兵部官员的孩子，地点也很特别：山西大同。

    明朝北方有四大军事重镇：宣大蓟辽。其中的“大”就是指大同。大同这个地儿，在明朝一直是兵比民多，教书先生孙承宗，除了给官员的孩子们上课，就去和边关的将士们闲聊。通过一段时间的交谈，孙先生对军事指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万历三十二年，孙承宗参加了科举，成为了一名翰林院编修，和他曾经学生们的父辈成了同朝官员，也深受照顾。万历四十八年，光宗朱常洛继位一个月病逝，太子朱由校继位，孙先生官至左庶子，成为了皇帝的讲师。

    奈何天启皇帝不爱读书就爱做木匠，孙承宗也没什么发挥的余地，索性在朝堂之上参谋参谋军事，广受武将的称赞。随着天启元年后金大举入侵辽东，沈阳、长春接连丢失，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朝中大臣纷纷推举他为兵部尚书，主持辽东的防务，以应对后金对辽东的蚕食。

    三个男人的争论

    孙承宗成为兵部尚书以后，开始实地考察辽东的防卫，颇有军事天赋的他在视察过上海关附近的防务后，提出了自己收复失地的方法，却和明朝派驻广宁（辽东北镇）的巡抚王在晋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广宁巡抚王在晋，是当时的辽东最高军事长官，面对后金军的强大攻势，他提出了一套战略方式：

    首先，朝廷不需要向辽东增兵，反而必须精兵简政，裁汰冗员，在山海关前的八里铺镇修筑坚城，并以蓟镇东西的两座协营作为山海关的后盾，将山海关打造成彻底的雄关天险。其次，拉拢漠南蒙古各部，抢在后金之前联合他们，保证山海关的侧翼安全。王在晋的这一套政策非常的务实，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辽东的稳定，朝廷可以有充裕的财富缓解国内危机，并积蓄力量做大举反攻的准备。

    只把山海关修成雄关天堑是不够的，他的计划是出关200里，兴建宁远城，修复大凌河坚城，大力扩军，扩大明军在辽东的军事存在，提拔调集全国将领前往辽东，用堡垒战术守护辽东的每一寸土地。

    除了他们两人的意见外，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将领赞同：

    放弃山海关以东的国土，以山海关，津门，登莱为三角，控制路上关卡，从海上对后金进行反攻。津门，就是现在的天津；而登莱，就是如今的山东蓬莱，熊廷弼的计划，是准备将利用山海关易守难攻和天津和登莱的海港优势，防止后金对京师造成威胁，也可以利用明朝强大的海军对辽东进行突袭，以做到牵制后金的作用。可是当时因为他和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导致了明军从辽东溃败，他也被阉党杀害，计划也自然未曾实施。

    这三种计划风格迥异，王在晋和熊廷弼的计划都要放弃辽东的大片地区，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再图回复辽东，而孙承宗的计划则是大举进攻的堡垒战术。熊廷弼当时已死，主要是孙承宗和王在晋争论不休，最后事情闹到了内阁和天启皇帝那里，大臣和皇帝考虑了没多久，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孙承宗。

    皇帝这么选，因为孙承宗是皇帝的老师。

    大臣们这么选，是因为王在晋的计划要丢掉国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这场争论的结果：王在晋被革职，孙承宗官升一级，任蓟辽都师，全面负责对后金用兵。

    最忙包工头和他的千里马们

    从一个教书先生，到蓟辽都师，孙承宗经历的人生的巨大跨越，他现在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大干一场。

    他大干一场的第一步，就是朝朝廷要钱，这当然不是贪污腐败，而是为了实现他的堡垒战术。在他得计划中，增兵需要钱，因为那个时代保家卫国不能让士兵们彻底地为自己卖命，所以军饷是必须的；

    从各地征调来的士兵，需要安家费，娶媳妇生孩子，那也得要钱；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一路上的城修起来，孙承宗作为最大的包工头，手上没钱怎么把城池修的又好看又坚固呢？

    为此，孙承宗还专门向天启皇帝上了一份奏疏，里面详细的介绍了自己的宏伟计划，并请皇帝批钱。天启皇帝没读什么书，就在奏折上写了个准奏，转给内阁提款。但是内阁大学士可是认得字的，他们看到孙承宗要的钱，纷纷表示自己一定是眼花了，因为孙承宗的奏章上，写了一个天文数字：五百万两！

    要知道，天启年间最高的财政收入才200多万两，一年军费就是财政收入的两倍。但是皇帝已经批了，必须得给啊，不然不等后金打进来，辽东的明军就先打进来了。所以，朝廷欠了一屁股债，终于给孙承宗发军饷了，修建防线的计划，也成功的实施起来。

    除了做一些防线的准备，孙承宗还提拔了一群将领，除了把自己的毕生才学教给袁崇焕外，孙承宗还提拔了满桂、祖大寿、吴襄（吴三桂他爹）以及赵率教等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孙承宗的关宁防线终于建立起来了。但这时候，孙先生却突然下台走人了。

    因为他是东林党。

    天启年间，除了辽东的战斗和天启皇帝的木匠手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东林党和阉党的朝堂斗争了，这个挑战人类政治博弈极限的党争，精彩绝伦，但是由于魏太监棋高一着，东林党人还是被阉党打入了地狱，东林六君子、苏州七君子全被魏忠贤弄死，但他们对于握着兵权的老牌东林党孙承宗还是不敢下手的。

    不过不敢下手不代表没办法，阉党还是各种巧立名目给孙承宗定罪，最后还是逼着他辞了职，孙先生回到了家乡，将他宁关锦防线和已经扩编到四十万的部队交给了袁崇焕。

    悲情的二次出山

    孙承宗虽然回家休息了，但是他修理盖好的宁锦防线却发挥了很大作用，学生袁崇焕不负众望，在宁远城挡住了努尔哈赤，还疑似一炮打中了这位后金大汗，让天启皇帝松了一口气。但是魏忠贤当道，孙承宗只能继续赋闲。

    但到了天启七年，局势因为天启皇帝的驾崩发生了逆转。新上台的崇祯皇帝收拾了九千岁和阉党，起复了孙承宗和之前打了胜仗还被罢官的袁崇焕。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君王，崇祯帝对孙承宗和袁崇焕期望极高，封官加爵自不必说，尚方宝剑一人一把，蟒袍一人一件，完全把孙承宗和袁崇焕当救命稻草了。

    后来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袁崇焕刚拿了尚方宝剑，就去皮岛杀了毛总兵，导致明朝经营数十年的东江根据地土崩瓦解。除此之外，他还准备擅自和满清和谈，引来了满清骑兵绕开山海关围困京城，犯了崇祯帝的大忌讳，也背上了通敌的罪名，最后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而袁崇焕手下的将领们，眼看主帅被杀，跑的跑散的散，前线守城的也各怀鬼胎，崇祯帝一时也没了办法。

    没了袁崇焕，崇祯帝只能指望二度出山，已经年近70的孙承宗了。面对家国安危，孙承宗毅然决然地带着二十七个手下跑到通州，一路聚拢残兵败将，号召各地勤王拱卫京城。辛辛苦苦跑了一个月，竟然聚拢了二十万人，解了京城之围，安抚了边关将领，又一次帮明朝度过了难关。

    经过了崇祯帝一顿折腾，原本发挥巨大作用的宁锦防线已经不堪一击，孙承宗不得已第二次重返辽东重修宁锦防线。但是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朝廷派驻接替袁崇焕的高第已经从宁锦防线撤出了几乎全部军队，加上清军攻击的频率和强度越来越高，孙承宗也不堪重负。朝中的大臣们此时也落井下石，上书斥责孙承宗抵抗不利，致使丧师丢城，崇祯帝的耐心也渐渐消退。

    崇祯四年秋，身心俱疲的孙承宗因病辞职，抛开了自己十多年辛苦打造，无数次挽救明朝的宁锦防线，也抛开了注定走向末路，却还在内斗不已的大明朝堂，回到了家乡高阳县隐居。直至崇祯十一年在家乡殉国，年七十五岁。

    身后争议

    孙承宗殉国后6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杀于景山，明朝灭亡。作为明末最重要的军事家，孙承宗的对于挽救明朝危亡的确战功卓著，明末和后金抗衡的将领由他一手提拔，宁锦防线由他设立，但大明的国运还是走向了终结。

    民间对于孙承宗坚持出山海关的对敌政策颇有微词，认为持续在辽东做大量投入拖垮了明朝，甚至说他收复的土地都是后金主动退却留下的，但是了解明末政局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他的这种选择，可能不是最具战略眼光的选择，确实最符合政治博弈结果的选择。

    中国历史上不乏能征善战、有力挽狂澜之才的将帅，其中有多少是战死沙场，又有多少是被君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和自以为正确的“寸土必争”害死的。

    明朝的灭亡不能归罪于诸入崇祯帝、袁崇焕这样的个人，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当时，已经失去了原本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变成了一个死守教条的古板堡垒，这样的中华如何不被世界超越，如何不走入上百年的没落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