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雍正式用人

    清世宗胤禛带着巨大的争议走进了历史，但是他选人用人方面的独特方法和驾驭大臣的能力，在清代皇帝中首推一指。

    在给大臣鄂尔泰的批示中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话不仅仅和近臣鄂尔泰说，在给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中强调：“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

    即位的第二年他就对一品的总督和七品的知县接连下发批示，告诉他们为官的要务。在他的屋子里，悬挂着登基那年亲自书写的“为君难”的匾额，并且在此后不久给闽浙总督满保的朱批中说：“为君难数字，朕写成匾额，镌刻宝印，时刻置放眼前，心中时常挂记思考。”之所以这样说，也是让大臣们知道“为臣不易”。

    魏晋时期的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后，成了历代帝王尊崇的用人圭臬，雍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

    他以官员的实际作为为考核标准。在给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考核里说：“王国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这个“殊”字表达雍正对他的极端不认可，于是将他内调虚职。

    直隶巡抚李维钧考察吴桥县令常三乐，认为他“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他调离虚职，上报吏部审核。吏部认为既然常三乐“生性怯懦，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没有进行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对此认为，常三乐没有违法乱纪行为，就是个人能力不足，不能再予以重任。他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书雍正。雍正批示说，这事好办，就裁定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革参”。

    与此同时，他打破了清代的一些人事规章制度，他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他认为官员的能耐在于做事，只要能够完成工作，不搞所谓的排资论辈。

    大臣田文镜深得雍正信任，雍正经常要他从地方推荐人才，充实官吏队伍，并且向他交底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那时候敢于提出满、汉资格无妨的，有清一代除了雍正再无第二。

    二 雍正用的人

    雍正用人如同织网，究其帝业十三年，在他手中倒下一批官员，同时又培养了一批非常有才能和人格的官员。

    雍正早期所用班底意在稳定政局，所用之人许多属于迫不得已。此后几年，权力稳固后，他所使用的人得心应手。雍正重用的大臣有允祥、允禄、允礼、福彭、隆科多、张廷玉、沈近思、年羹尧、鄂尔泰、岳钟琪、田文镜、李卫、李绂，随着政治格局变化以及和年羹尧、岳钟琪等关系恶化后，随即不断发现培养新的政治帮办。

    雍正对科甲出身的官员素乏好感，认为他们说得多，做得少，做事迂腐欠通。他曾对此说过：“国家用人，但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自古以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俭逾闲者。”可以说，雍正用人的确做到了“五湖四海”，与此同时他破格提拔了以田文镜、李卫等敢作敢为的大臣。

    田文镜路过山西目睹当地严重被隐瞒的灾情后，毅然决然上报雍正帝，田的举措挽救了七八十万灾民的生命。雍正感慨：“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此后田文镜持续得到重用。

    有时强力推进的整治措施引起官民的激烈反弹，雍正劝勉田文镜说：“徐徐尽力为之，朕自有照鉴。诸务从容办理，毋过于猛。”有时对他会提出批评：“但近日以来，每闻人论尔有任性尚气之疵，当深自省察，切以为戒。”田文镜也非常卖力，在河南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让雍正非常满意。称他“巡抚中第一人”，并把他当“模范疆吏”标杆，在全国进行表彰奖励。在给他的批奏里竟说：“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

    文盲李卫和田文镜颇有相似处，他在康熙时期，捐了一个兵部员外郎的职务，两年后升任户部郎中。雍正继位后，最初对他印象并不见好，他曾对大臣高其倬说：“此人但取其心地。”意思说他才力不够。

    李卫性格鲁莽，雍正经常批评他“狂纵不密“、”任性使气、“骄傲凌人”。雍正生性心思缜密，但为何屡次重用他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李卫工作务实卖力，不玩政治手腕，不欺骗他，这在雍正看来极端重要，对他的教育也是煞费苦心。有一次听说李卫在地方过度铺陈张扬，雍正嘲讽他的小民意识：“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所谓“两面钦用牌”是指其出行，打着钦用布政使、盐驿道的两面官牌，这种高调张扬，为雍正所鄙夷。但这在皇帝看来是软伤，他做事铁面无私，敢于弹劾重大案件人物甚至是朝中权贵。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他非常聪明。袁枚曾记录过他处理文件的神采，说他从不看文件，就让手下人念，不合意的地方，随口就能纠正改动，非常复杂的案件经他嘴一改，变得条理通畅，以至于“虽儒者文吏，皆心折骇伏，以为天授”。

    李卫身体不好，有吐血的老毛病，雍正对此非常关心，叮嘱他做事不要用心太过，别太急躁，不可勉强自己。雍正五年，李卫吐血加剧，雍正派人给他算八字，而后又多次送药治疗，几年后还是去世，让雍正大为伤感难过。

    鄂尔泰四十二岁尚屈就内务府员外郎，这年（康熙六十年，1721）写了两句感叹仕途不顺的话：“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里写到：“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他不知道，雍正的接位让他迎来了他政治的春天。

    在雍正没继位的时候，二人已经有过一个插曲。当时的雍正还是“四阿哥”，要鄂尔泰为他办事，没想到，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的理由给顶了回去。他就这样给雍亲王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象，认为他原则性强，继位后特意召见他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此后鄂尔泰的政治仕途经历多次火箭提拔，三年升任广西巡抚，但雍正仍然认为大材小用了，在上任途中，雍正命令调整为云南巡抚兼理云贵总督事，此后一步步重用，后来西北用兵失利情况下，迅速调他督巡陕甘，经略军务，风光一时无两。

    雍正对他寄托了很高的期许，曾在谕旨里动情地说：“鄂尔泰在朕前不过数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阅伊奏折，辄为泪下，岂亦君臣宿世缘分耶！”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以上三位都不是科举出身，下面的张廷玉则是典型的科班出身，被雍正器重程度为有清一代最高。

    张廷玉始终得到雍正帝的眷顾和认可，所以在他的遗嘱中，给了张廷玉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大学士鄂尔泰志禀忠贞，才优经济……洵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由于雍正为政细致繁琐，巨大的工作量必须要有合适人选分担。张廷玉谨小慎微，不事张扬，深合雍正意。雍正是历史上有名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为缺乏好感，因科举出身得宠者，仅张廷玉而已。有一次张廷玉生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

    雍正随时都有召见他的可能，张廷玉甚至忙到坐在轿中看文书。傍晚回到家，“燃双烛以完成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就寝”。有时候已经躺下，惦记没写完的文书，马上披衣，一直到天亮写完呈给雍正。雍正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张廷玉回家探亲，行前雍正赐给他玉如意：“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几天后又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没有分离，我和你本是君臣，但情同密友。”雍正曾明确道出张廷玉得到持续重用的原因：“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一个“悉”字，表达了雍正对张廷玉秘书工作的高度满意。

    三 雍正御下的温厚和刻薄

    雍正用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忠诚可靠，在他面前耍花样的，往往被揭穿，被冷嘲热讽，不再重用。雍正说有人攻击他“权术御下”，他解释说：“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共勉之。”然而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要在其掌控之内，稍有不效忠，则用权杖打击。

    情商极高、心思又细的雍正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尽管是一国之主，有时却能放下架子像朋友一样和臣工们沟通，经常给臣下及家属赏赐医药。在臣下的请安折上，他用非常亲切温和的口气批写道：“朕躬安，尔好吗？”或“朕躬甚安，尔可好？”在山西巡抚诺珉的请安折上写道：“朕躬甚安，尔好么？新年大喜！蒙天地神佛保佑，尔之合省雨水调匀，粮食大收，军民安乐，万事如意！”

    给两江总督的折子里，雍正说：“送一匣清茶房干果与尔，怎比得上尔南省的果子呢？再，干羊绒朕食其味甚美，一并赏送于尔。”不但赏赐东西，顺便还开了一个玩笑，雍正的洒脱风趣一目了然。

    此外，雍正劝诫官员不要喝酒，告诫说：“若奉此旨后仍不戒酒，则辜负圣恩，成为无用之辈。”知道大臣鄂尔泰总是熬夜工作时，放心不下，让人传话说：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务教他（鄂尔泰）善体朕谕，以仰副垂注至意。都统苏丹在军营因潮湿导致伤口复发，雍正在谕旨表示非常揪心：“尔之年岁已非如此奋勉之年龄，尔所作所想，朕实是赞许而同情……尔如此赤胆忠心……必受苍天眷爱而好转。著好生调养身体，努力为朕多效力几年。”雍正帝通过如此温暖的话语与臣下互动，确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以至雍正去世后，一些老臣想起旧事，依旧感动得热泪盈眶。

    温情脉脉外，当然也有暴躁和辱骂。

    面对庞大的官员队伍，素质、能力、人品良莠不齐，雍正脾气本就暴躁，对臣下要求极高，对有失误而又让他不满意的官员动辄痛骂讥讽，轻则斥之为糊涂、无知、可厌，重则骂为不是人，死人、狗，平素修为的风度荡然无存。有时遇到看不起的臣下，就要讽刺一番，在给佟吉图的谕旨里这样嘲弄他说：“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在给胡凤翚的批示中写道：“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雍正为人极其聪明，有的大臣和他玩文字游戏，未尝不被他揭露，并能迅速指出要害。他非常厌恶臣下阿谀奉承之言，同时，如果有的人过分在他面前表现卑躬屈膝，自轻自贱，会让他非常反感。江西布政使李兰在无关紧要的事情后面写到“皇上洪福”，雍正朱批说：“朕深厌此种虚文。”福建布政使赵国麟总是强调自己“一得之愚”，雍正恰恰看出他的虚伪：“你写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岂能把一个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岗位？”

    有一次，热河总管奏报发放官兵钱粮，雍正怪他们不体谅自己日理万机，赶上心情不好，朱批道：“此乃报部之事，何须折奏……尔等空闲，无聊一奏，竟不顾朕日理万机，何有闲暇阅览尔等无用之文，纯属一群不如畜牲之辈。”荆州将军吴纳哈报销修缮坍塌城墙费用过于琐碎，雍正看得心烦，批道：“此等未成之事，何以渎奏，为尔之差事，而不顾朕有无空暇，毫无体谅之心，此乃何臣之道？真是老糊涂了！”

    说俏皮话，挖苦讥讽，说反话，戏弄人，在雍正与臣下互动环节屡见不鲜。兵部右侍郎奏请修复堤坝，雍正认为他办事心思不纯，想在工程款中贪污，故而讽刺说：“大买卖来了，偿还之份力图加倍索取。倘不足，朕再遣数名妥靠富人给尔。”

    陕西旱情严重，按过去传统，地方官员一律斋戒祈雨，西安将军常色礼却在斋戒之日吃食祭肉，为大家当成笑话。传到雍正这里。雍正于是忍不住大骂：“尔想尔是什么东西……原系巧诈巨奸不体面之奴才也！”觉得没骂过瘾，又在常色礼奏折中一句“奴才常色礼今年六十八岁”旁边批写“比去岁之增加一岁”，加以调侃。在“奴才若有巧诈不诚心之处”朱批：“竟不知自己行为之非是也，可惜朕教诲之心。不如畜生！现在世上未有。”

    雍正极好面子，也要求臣下顾全脸面，因为他们的使用都是雍正的意图，如“朕之脸面乃尔之性命，是否好自为之，或行不是，全在于尔”。

    在左都御史尹泰的几份奏折上，雍正骂人以至到了这种地步：“尹泰，尔以前干什么来着，该死的老畜牲！”，“放老狗屁”。责骂臣工来自于传统帝制对臣下的不尊重，同时也体现了雍正感情直率、爱恨分明的一面。

    雍正自诩“朕非庸懦无能主”，算是自己中允定位，他又说：“朕就是这样汉子”，可见一种洒脱和坦率。尽管死后背负重大争议，但不能否认，他是批写奏折最勤、最多、最生动，接见各级官员最勤、最认真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