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最活跃的年代，在历史上非两宋莫属。那时，宋朝城市中满大街随处可见房产中介，老百姓管他们叫“ 庄宅牙人。”

    为什么宋朝的房地产市场这么活跃？不必奇怪，因为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方兴未艾，人口流动频繁，跟今天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大趋势差不多，宋人发迹后也喜欢往城市（大城市）跑。南宋的洪迈观察到 “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也多唉……”

    一个人或一家子人，从农村搬到举目无亲的城市后，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至于住，他们只有“购”或“租”。对于刚刚来到城市的农村人，有些人手头的银两不够买房子住，这样一来，就催生了一个火爆的租房市场。

    北宋后期，汴京市区人口密度约为1.2—1.3万人/平方公里（单位下同）。南宋淳祐年间，临安府市区内人口密度约为2.1万，咸淳年间，甚至达到了3.5万。而今天的广州和北京市区的人口密度约为1.3到1.4万，可想而知，宋代特大城市人口密度居然跟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人口差不多持平、甚至还要多。

    如此之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势必会导致城市商品房供不应求，且房价（售与租）越推越高。

    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银两，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也是1300贯，到了北宋末期，以购买力折算成现今的人民币少说也得五百万元以上，所以就有了宋人“重成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这样的感慨。

    由于首都房价太高，宋政府又没有为所有京官提供官邸，而宋朝许多官员（包括宰相）的奉禄都买不起京师房子，他们也就成了租房一族。北宋名臣韩琦有话为证 :

    自来政府官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者，比比皆是。

    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相当于上议院议长兼国家最高法院长，但他也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并且他的租房十分简陋，他曾作诗发牢骚 ——

    “ 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那时他租的是一套破旧陈房，每逢阴雨天家里就进水。

    当过御史中丞（相当于下议院议长）的苏辙，他也买不起房子，只好一直住在出租屋里。一天，他的朋友乔迁新居，苏辙写了几句诗相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 ——

    “我年七十无住所，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己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

    直到晚年的苏辙才在二线城市许州盖了三间瓦房，喜难自禁的他又赋诗一首 ——

    “ 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在那个时代里，连宰相都要租房子住，其廉政制度可见一斑！

    朱熹考证说 : “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居，虽宰执也是赁屋。”

    宋真宗时的枢密副史杨砺（相当于副宰相）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后，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过不去，“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宰相租房住现象直到宋神宗时才稍稍好转了一点。朝廷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供副国级、宰相、参政知事和枢密使官员们入住，部长及以下官员还是得“僦舍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