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时，血淋淋的事实就在眼前晃动，即使出于最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任何知道建文帝行踪的人，也得把严自己嘴上的开关了。这就是朱棣为了清除建文帝的一切影响，包括所有文字记录和建文年号的绝对敏感期。在这一时期内，传递任何有关建文帝踪迹的言论和文字都有可能掉脑袋。因此，经过绝对敏感期对有关建文帝文字记录的反复清理，使本来可以清晰了解建文帝踪迹脉络的线索，就这样在官方的文字记录中消失了。

    几百年来,建文帝出亡以后的踪迹，始终成为人们不懈探究的历史之谜。本人不久前曾写过《在日本发现了建文帝的后裔》一文，试图探究建文帝的下落，其实，本人也自觉该文难以自圆其说。正因为建文帝己经成了历史之谜，故此诱人去探谜、去解谜；现写此文，意图再探历史之谜。本来，建文帝出亡以后的踪迹是有线索可循的，可是，为什么线索竟会消失，而使之成为历史之谜的呢？

    朱棣起兵，谓之“靖难”，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效周公辅成王”，可就在他因“靖难”而攻破京城后，他要辅佐的“成王”却不知了去向，这难免会使人们心生疑窦，坊间遍布疑云。此“疑”乃是朱棣的心头大患，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他能否坐稳那张龙椅。由是，斯时就成了对建文帝问题的绝对敏感期，而朱棣对这一时期内的敏感人物的处理也特别残酷。譬如：在政治上不能与朱棣保持一致的方孝孺、铁铉、景清、练子宁，下场都很惨；方孝孺被灭了十族，铁铉被下了油锅，景清被剥皮碎肉，练子宁被割了舌头。斯时，血淋淋的事实就在眼前晃动，即使出于最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任何知道建文帝行踪的人，也得把严自己嘴上的开关了。这就是朱棣为了清除建文帝的一切影响，包括所有文字记录和建文年号的绝对敏感期。在这一时期内，传递任何有关建文帝踪迹的言论和文字都有可能掉脑袋。因此，经过绝对敏感期对有关建文帝文字记录的反复清理，使本来可以清晰了解建文帝踪迹脉络的线索，就这样在官方的文字记录中消失了。

    从清初吴乘权等人编纂的《纲鉴易知录》看，公元1402年的“靖难之变”后，历经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直至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建文帝朱允炆终于浮出了水面，有关建文帝踪迹的文字，在民间纪史的文字中均有记载，说是“不知去向”，其实历历在目。

    《纲鉴易知录》有“永乐六年（公元1409年）夏五月，建文帝还滇”一条，称：“先是上命太监郑和航海通西南诸国，和数往来云贵间踪迹建文帝，帝东行至善庆里，是月复还滇。”结合郑和第一次至第三次下西洋的时间（第一次1405-1407年，第二次1407-1409年，第三次1409-1411年）来看，此文记载的“和数往来云贵间踪迹建文帝”，恐怕并非出于杜撰与猜测。

    据《纲鉴易知录》记载：“永乐五年（1408年）夏六月，建文帝白龙庵灾，程济出山募草。”为了给“踪迹建文帝”作证，《纲鉴易知录》中还有：“永乐七年（1410年）春三月，建文帝复至白龙庵”一条，称：“工部尚书严震使安南，密访建文帝，忽与帝遇于云南道中，相对而泣，帝曰：‘何以处我？’对曰：‘上从便，臣自有处。’夜缢于驿亭中。帝复结庵于白龙山，寻复舍白龙庵他去。”虽然都负有“密访建文帝”的使命，但严震却与郑和不同，严震是建文帝的旧臣，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犹在，旧主情难了，新君命难违；在对建文帝行踪绝对敏感的永乐年间，处在“两难”之中的严尚书，只能选择“夜缢于驿亭中”自处了。

    明成祖朱棣去世后，建文帝朱允炆的踪迹进入了相对敏感期。

    永乐二十年（公元1424年）秋，朱棣去世，太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是为明仁宗。据《纲鉴易知录》记载：“是年冬十一月，赦奸党族属，并放还家，给还田产。上谓侍臣曰：‘方孝孺辈皆忠臣也，宜从宽典。’”对于建文帝朱允炆，朱高炽的感受与其父朱棣相比，显然有别。惨死于朱棣之手的“方孝孺辈”，不仅由“奸党”变成了“忠臣”，而且予以“宽典”。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对建文帝的“敏感度”开始降温了。据《纲鉴易知录》记载：“是年冬十月，建文帝下江南，至史彬家。十一月至宁波，渡莲花洋。”这是建文帝出亡二十余年来，首次见诸于文字，“下江南”是首次，直接到故臣之家也是首次。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史彬不再会因建文帝而遭难；二是史彬不会因保全自己而拒建文帝于门外。

    敏感度的降温，并非敏感度消失。朱高炽固然不是朱棣，却是朱棣的直接继承人，是“靖难之变”的直接受益者，因此，正史对建文帝的记录仍是忌讳的。故，类似以上这样的文字记录只可能出现在民间，诸如类似《纲鉴易知录》的记载。

    朱高炽在位一年就驾崩了，继承皇位的是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在位十年，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此时，乃为对建文帝敏感度的消弥期。

    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发生了一件“建文帝被执赴京师”的大事。《纲鉴易知录》是这样记载的：“建文帝好文章，能为诗歌，至是出亡盖三十九年矣。会有同寓僧者，窃帝诗，自谓建文帝，诣思恩知州岑英，大言曰：‘吾建文帝也。’英大骇，闻之藩司，因系僧，并及建文帝，飞章以闻。诏械入京师，程济从。”这段文字至少透露出三个信息：一是建文帝的诗文被同住的僧人所窃，该僧还跑到思恩州府大叫：“吾建文帝也！”；二是知州岑英大惊，即报藩司，并飞马报朝廷。皇上下诏押解该僧入京；三是一直保护建文帝的旧臣程济也随同前往。此事震惊了京城。

    据《纲鉴易知录》记载：“僧称年九十余”，年龄不对，是时建文帝朱允炆年方六十四，显然，僧是假冒建文帝。但是，假“朱允炆”却说出了他的真要求：“且死，思葬祖父陵耳。”所以，与其说此僧假冒朱允炆以求其名，还不如说此僧是在与真建文帝演双簧，以探知当局的容忍底线。否则，一直保护和照顾建文帝的程济也不会随同进京了。在假朱允炆探出底线后，真建文帝终于现身了。由是，就有了“御史密以闻”，就有了老太监吴亮与建文帝朱允炆相见后的确认，就有了皇家的“迎建文帝入西内。”一个“迎”字，表明了朱棣的重孙朱祁镇对朱允炆的接纳，至此，建文帝的“敏感期”己基本消弥。难怪程济事后会感叹说：“今日方终臣职矣。”

    据《纲鉴易知录》最后交待：“建文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对朱棣一脉的皇室当局而言，这“不封不树”四个字，倒是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也正是由于这个“不封不树”，使得在所有的官方文件里，没有了建文帝的任何痕迹。也正是由于官方文字的缺失，才引来了民间的不同记录和坊间的各种传闻。而随着传闻的多样化和时间的消蚀性，遂使原来脉络清晰的关于建文帝出亡的历史真象，终于在真真假假的各种版本的传说中，逐渐演变成了至今难解的明朝最大的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