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空手套白狼”行得通吗？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3月，刘鹗怀揣着那份外国洋行开具的“存款证明”来到汉口，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接见。

    这个时候，张之洞已经有了主意。

    此前，张之洞给王文韶写信说：

    有银行具保者，岂外国银行肯保华商千万巨款耶？

    很明显，他对刘鹗的实力和资质表示严重怀疑。

    刘鹗呈上那份“存款证明”之后，张之洞随即向上海道发去公函，请协助查实。

    上海道不敢怠慢，派专人询问了履祥洋行行主贝履德，之后向汉口复函。这份复函揭示了刘鹗争办卢汉铁路的真相和盘算：他其实没钱，打算先把工程揽下来，再拿着这个项目向外国银行贷款，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

    注：复函原文如下

    该行在沪系伊独开，专造匹头生意。刘鹗系素识，曾与商议，如禀准有承办卢汉铁路明文，由伊行转向外洋凑借一千万两，非真有股本存在伊处。现既未奉有核准明文，伊更不便签押保认等语。查刘鹗在别埠有无召股本，未可知。惟履祥洋行开设未久，局面不大，纵使转借洋股，恐亦未可靠。

    问题搞清楚了，按理说，应该通告刘鹗，让他该干嘛干嘛去。

    但是，张之洞没有撵刘鹗走。

    他另有打算。

    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属官办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连年亏损，当时“已糜五百万”——累计亏损了500万两之巨。

    这是张之洞的一个心病。

    他一心想把这个包袱甩出去，一来减轻地方负担，二来可以给自己的政绩止损。

    就在这时，“接盘侠”来了。

    这个人就是一向热衷于办洋务、深得李鸿章等朝廷大员支持的盛宣怀。张之洞暗示：铁路可以给他办，但必须同时把汉阳铁厂接过去，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

    这笔私下交易本没有刘鹗什么事，但张之洞知道：盛宣怀本质上也是个商人，擅长讨价还价。所以，他不急于否决刘鹗，等于给盛宣怀摆了个竞争对手，用来“压价”，让他不要乱提条件。

    就这样，刘鹗在汉口苦等了2个多月，既没有人告诉他事情已无望，也没有人给他带来希望，想一走了之又不甘心就此放手。

    直到7月，刘鹗从朋友处探听到张之洞的一些真实想法，知道等下去已无意义。

    这时，张之洞让人捎话给他，称卢汉铁路“暂时不能有成议”。

    刘鹗带着满满的失落离开了汉口。

    6、大才子两次被“套路”

    与此同时，张之洞就审查应标的4位商人资质一事正式复函总理衙门——“四商皆不可靠”。

    他建议清政府“派熟悉商务、家境殷实之员为总理”来主办铁路事宜，暗中给盛宣怀提供“神助攻”。

    清政府也已基本瞩意由盛宣怀组建铁路公司，采取官督商办的模式全面承建卢汉铁路。

    尘埃落定，愿赌服输。

    刘鹗纵然不甘心，可也只有如此了。

    可是，事情没有完。

    过了1个多月，刘鹗突然接到汉口方面好友姚锡光的通知，称张之洞急召他来武汉，商量修铁路的事。

    难道事情峰回路转了？

    刘鹗抱着满心渴望再次南下汉口。

    再见张之洞，急于承接工程的刘鹗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是政府要求的，我都能一一办到（制府所询诸端，伊俱能应允照办）！

    张之洞似迎还拒，并不表态。

    刘鹗有点儿纳闷：既然如此，又召我来干嘛呢？

    这次，我们的大作家又被蒙在了鼓里——盛宣怀抓住张之洞急于解决汉阳铁厂问题的心理，不断向其追加条件：一会儿要加重新设铁路公司总理的职权，一会儿又要兼办银行。

    张之洞越来越烦躁，就找来刘鹗来“压价儿”，仅此而已。

    盛宣怀闻讯马上赶到汉口，重新跟张之洞谈条件。

    直到9月，逐渐了解全部内幕的刘鹗才悻悻而归。

    临行前，这位大才子登上汉口龟山脚下的伯牙台，赋诗一首：

    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

    后世但闻传古迹，当时谁解重高贤。

    桐蕉不废钧天响，人去空留漱石泉。

    此处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

    这是何等的苍凉而无奈！

    7、一心给洋人当买办

    第二年，在官谋商不成的刘鹗低调奢华地炒掉了老板光绪皇帝。

    辞官下海后，他通过应聘到一家外企任职。

    新东家福公司是一家英资企业，买卖做得很大，生意一度占英国在华投资的40%。

    当时，该公司正谋求在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开矿权。英国人非常看重刘鹗深谙官场套路、人脉熟络的优势，因此重金聘他为中方代理人——买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外企打工的高级经理人。

    在老领导的关照下，下海经商后的刘鹗依然长袖善舞，帮助福公司在山西取得开矿权，出任福公司山西矿产经理。

    后来，他还帮助英国福公司到河南开矿，成立了豫丰公司，并亲自为该公司草拟章程。

    此外，在外国人开办的四川麻哈金矿、浙江四府煤铁矿等，都能看到这位奇才的身影。

    1898年6月，清政府新成立的中国铁路公司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卢汉铁路的资金问题这才得以解决，正式复工。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连通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建成通车，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一同验收，并将卢汉铁路更名为京汉铁路。

    此事在刘鹗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8、荒谬的“清官可怕论”

    1905年，他开始动笔撰写《老残游记》，1907年完稿。

    在文中，他这样写道：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这就是刘鹗著名的“清官可怕论”。

    这里的“亲目所见”，指的自然就是让他“摔跟头”的几位大人。

    从翁同龢到张之洞，尽管能力、政绩各有褒贬、众说不一，但有一样是大家都承认的——他们都很清廉。

    张之洞一家的生活全靠俸禄，他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人再穷，二三十两银子还是能拿出来的。

    老百姓都爱戴清官，但是刘鹗很不以为然。

    他认为，清官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所以有一种道德优越感，看别人都是小人；而这种道德优越感容易使人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凡不合自己之意的都认定为错误。

    说得振振有词，实际上，这话很荒谬。

    “清官”虽然不能与“能臣”、“干臣”划等号，但清廉本身就是优点，这个毋庸置疑；至于贪官，无论能力多强、多能干，也终究只是个“蠹虫”，祸国殃民、于法不容。

    也许，刘鹗也想干一番大事业；也许，其中也有为国为民的成分。但是，通过行贿、造假的手段终为理所不容、为天下君子所耻。

    9、价值观跑偏，下场有点惨

    当初为争办铁路，刘鹗四处“活动关系”，除了向王文韶等人行贿外，他还试图贿赂同乡、清政府掌管财政大权的户部尚书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里曾记有这样一段话：

    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乙未五月廿一灯下。

    （注：这篇日记的手稿现于常熟翁同龢博物馆，是刘鹗行贿的铁证。）

    邪蒿，一种性温无毒的水生植物，但因为名字中有“邪”，所以和孔子说的“盗泉”一样，为历代文人所不齿。

    刘鹗最后的结局也颇令人唏嘘。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占领了清政府的国家仓库——太仓。

    刘鹗自恃能跟洋人拉上关系，就跑去向八国联军购买太仓储藏的粮食。

    其实，他倒没有那么坏、只想发“国难财”，设了一个平粜局，还拿出部分粮食赈济北京饥民。

    然而，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年，有人旧事重提，认为刘鹗的行为属“私售仓粟”。

    1908年，清政府就以这个罪名把他充军发配到新疆。

    1909年，中国近代第一通才、世界级大作家刘鹗死于乌鲁木齐。

    背上了这些“黑记录”，纵然在文学上取得了伟大成就，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这位古今难得的奇才也就是一株有学问的“邪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