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张爱玲是带刺的红玫瑰，那么杨绛就是一株安静的茉莉花。

    平淡的容易被人忽视，却有自己最独特的香气。

    她无声无息的绽放，且以优雅度过一生。

    杨绛，被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先生”的女性。从出生到去世，她跨越了一个多世纪，105年的岁月她坚强、坦然的走了过来。

    她生于乱世，自始至终怀有一颗与世无争的心。她尝尽人生百味，始终明媚从容。

    我们喜欢杨绛先生，喜欢她的智慧、淡薄、荣辱不惊。我们称她一生很“传奇”，而她认为“没有虚度此生”而已。

    我的父亲母亲

    1911年7月17日，一个女婴在北京呱呱落地，家人取名“杨季康”。这个女孩长大后，成了文学大师杨绛。

    杨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一身侠气傲骨，刚正不阿。身为法官杨荫杭严肃刚正，身为父亲的他却十分慈爱。

    小时候，杨绛见父亲平时说话出口成章，于是向父亲请教秘诀。父亲说：“这哪里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

    于是，杨绛翻着家里的藏书看，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杨绛喜欢诗文书籍，父亲就给她买。

    假如一本书籍杨绛长时间不读，那本书会消失不见。其实，这是父亲无声的责备。

    在父亲的影响下，杨绛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

    如果说父亲杨荫杭将好学、坚强的性格基因传给了杨绛，母亲唐须荌则将温柔坚韧遗传给了杨绛。

    有一次，杨荫杭得了很严重的伤寒。当家人和医生都束手无策，告诉她：“没得救了，放弃吧。”

    唐须荌不肯放弃，她找到一位中医：“求求你开副药方，就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中医被这个弱女子的坚持感动，大着胆子开了药方。

    杨荫杭拒绝中医治疗，唐须荌只好把中药磨成粉末，装进西药丸里，哄骗他吃下去。

    母亲细心照顾父亲吃药、起居，费尽心思。

    终于奇迹出现了，杨荫杭渐渐苏醒，最后痊愈。

    父母树立了夫妻相处的默契模式，他们的相处方式对杨绛产生了极大影响。之后，杨绛遇到钱钟书，他们的生活模式像极了父亲母亲。

    生命就是这样奇妙，情感的轮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情定清华园

    杨绛心里一直有个“清华梦”。1932年，东吴闹学潮停课，杨绛听从父亲安排去清华借读。

    杨绛初进清华，在清华园古月堂游园。这时，遇到了来看表兄的好友孙令衔。而孙令衔的表兄，正是钱钟书。

    第一次见面，钱钟书穿着一袭青衣大褂，驾着一副老式眼镜，看起来呆板老旧。

    杨绛早已听闻钱钟书大名，可今日一见，与心中“风流倜傥”的印象大相径庭。

    倒是钱钟书对初见那一面念念不忘，还专门写过一首绝句来回味：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才子佳人，风华正茂，如果说没有点风流韵事，谁信呢？

    “钱钟书已经订婚了”“杨绛已经有男朋友了”的流言传遍校园。对杨绛一见钟情的钱钟书慌了，急忙写信要求见面。

    “我没有订婚。”这是钱钟书见到杨绛时说的第一句话。

    在《西厢记》里，张生第一次见崔莺莺说的是“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并不曾娶妻。”

    两个故事相隔千年，却有异曲同工之意。现实里钱钟书和杨绛的故事，显然比戏里更精彩。

    “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应。

    两人相视而笑，心照不宣。从此鸿雁传书，两颗心越走越近。

    缘分就是这么神奇，两人的相遇，不早不晚，一秒不差。

    而正是那一秒，遂成了两个人一生的情缘。从此两人相伴一生，携手度过了六十多年岁月。

    漂洋过海到英国

    双方父母得知两人交往后，非常赞成。随后两个人顺理成章订婚，结婚，结为夫妻。

    1935年7月13日，苏州天气异常闷热，树上蝉鸣阵阵，每一口呼吸都很燥热。

    这时，苏州庙堂巷正在举办一场婚礼。新郎穿着黑色西装，白色衣领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新娘身穿洁白婚纱，早已大汗淋漓。

    那一年，新郎钱钟书24岁，新娘杨绛23岁。

    1935年，钱钟书参加中英庚款留英考试，成为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

    钱钟书高兴的告诉杨绛：“我被录取了，可以出国了。我想让你陪我一同过去，可以吗？”

    当时杨绛还是在校生，尚未从清华大学毕业。但是杨绛了解钱钟书，他是个不会系鞋带、走路会摔跤、吃饭用不好筷子的“生活白痴”。

    为了照顾他生活起居，杨绛毫不犹豫的同意了。这里不得不称赞，杨绛是位非常好的伴侣。

    自从两人结婚，杨绛始终把钱钟书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自己的事情自觉靠后。从结婚伊始，到生命尽头，杨绛一直照顾着钱钟书。

    这次出国，是钱钟书和杨绛第一次共同远行。漂洋过海到英国，两人在轮船上待了一个多月。海上生活单调，但是他俩一路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书。

    在他人眼中，这对真算得上“神仙眷侣”。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共同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还没有吵嘴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

    众人猜测，这句话的原型就是钱钟书和杨绛。两人不仅通过了旅行考验，而且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

    经营婚姻的智慧

    杨绛聪明懂事，在婚姻里更是充满了智慧。她爱钱钟书，爱他的满腹经纶，也包容他的缺点。两人携手走过六十多年岁月，杨绛只把幸福分享给钱钟书，麻烦交付自己。

    钱钟书生活能力很差，经常像孩子一样闯祸。他每次犯错，都要向杨绛汇报，第一句永远是：“我做坏事了”。

    有一次，钱钟书不小心打翻墨水瓶，染了房东家的桌布。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不久，钱钟书弄坏了门轴，不能关门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在伦敦时，钱钟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很久无法痊愈。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治。”

    她从一位护士那里学会了热敷，每小时热敷一次。果然，钱钟书头上的疔消失了。每次钱钟书闯祸，杨绛口里“不要紧”,无疑于定海神针。

    钱钟书可以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因为他知道杨绛永远是坚强的后盾。

    杨绛深知一个道理：分享幸福得到双倍的甜蜜，而烦恼并不会因为两个人一起分担而变少。

    杨绛确实做到了，她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没有受到损伤。”

    她呈现给钱钟书，永远是那个灿烂的妻子。

    变身“我们仨”

    到英国一年多后，杨绛发现自己怀孕了。钱钟书得知自己即将升级做爸爸，高兴的手舞足蹈。

    他激动的对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一样。”

    1937年5月18日，杨绛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取名为“圆圆”。

    圆圆的降临，给这对年轻夫妻带来了无限欢乐。他们从给孩子换尿布学起，一点点成为合格的父母。在夫妻二人精心照顾下，圆圆长得很快。杨绛形容说：“很快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圆圆和钱钟书一样，记忆力惊人，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有一次，杨家雇佣了一个小阿姨阿菊。阿菊的妈妈搬了家，特意写明信片告诉她新地址。可是，阿菊把明信片弄丢了，急的直哭。圆圆在旁静静的说：“我好像看见过，让我想想。”

    然后，她背出一个长长的地名来，具体到什么路口，几号巷子。大家将信将疑，按照这个地址寄信，果然一字不错。

    那年，圆圆只有八岁。

    钱钟书和杨绛没有要第二个孩子，他们一生只爱一个孩子，用尽全力去爱。一家三口历经磨难，始终深深爱着彼此。

    戏剧家暂露头角

    1938年，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身在海外的钱钟书杨绛心系祖国，惦记家人，他们决定摒弃英国安逸的生活，一家三口回归祖国。

    上海自“八一三”事变后，被日军包围，沦为孤岛。被生活所迫的人民，迫切希望从文学艺术方面寻求一丝心里安慰。

    杨绛首次编写的戏剧《称心如意》上演，没想到一炮而红。

    戏剧《称心如意》主要讲述了，女主角李君玉失去双亲，不得不投靠其他亲戚。她的一些亲戚有头有脸，却谁都不愿意收留她。老天有眼，经历过百般折磨之后，她得到了有钱人舅舅的爱护。最后，还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生活终于称心如意。

    短短一部戏剧，描绘了30年代上海的世间百态。

    选择喜剧与杨绛一贯理性、隐忍、克制的人生态度有关，她没有去做激昂斗士，但是用细水长流的方式表达着立场与选择。

    第一部作品大获成功，杨绛仿佛打开了任督二脉，戏剧创作源源不断。她接连完成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风絮》等佳作，一时间“杨绛创作”成为了上海戏剧界的金字招牌。

    为了支持杨绛，她年老体弱的父亲杨荫杭也前往剧场捧场。

    杨荫杭和观众一样，随着剧情的发展，一会逗得哈哈大笑，一会感动的老泪纵横。老父亲没有想到，杨绛的戏剧得到观众一次又一次的鼓掌。

    父亲悄悄问女儿：“这些全部是你编的？”

    杨绛点点头说：“对呀，全部都是我想的。”

    杨荫杭自豪不已，对着左右两边的人说：“这是我女儿编的，是我女儿！”

    杨绛看着父亲样子，就像一个求表扬的小学生一般。女儿创作的剧本这么受欢迎，他不禁流出几滴骄傲的眼泪。

    中国著名电影评论家柯灵称赞：“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是喜剧的双壁，是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

    胡适也评价她的剧本“不是照着镜子写的”，称赞她的剧本不落俗套、独树一帜。杨绛的戏剧影响深远，2007年《弄假成真》还再次被搬上了话剧舞台。

    骑士堂吉诃德

    翻译和创作是杨绛文学成就的两翼，最著名的莫过于《堂吉诃德》。这部小作品从翻译到出版几经波折，差一点被当做废纸烧掉。

    1956年，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为了忠于原作，杨绛决定自学西班牙语，这一年她已经48岁了。到了“文革”开始时，她已经翻译了著作的四分之三。

    1966年，文革越演越烈，杨绛被要求把“黑稿子”交出来。《堂吉诃德》翻译稿被没收后，杨绛夜不能寐。

    她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求情，恳求他们还回书稿。可是头头们告诉她：“收的稿子太多了，你的那份已经找不到了。”

    杨绛不死心，她自愿打扫革命群众办公室卫生，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寻找翻译稿。终于，杨绛打扫一间储藏室时，发现了《堂吉诃德》的译稿。

    她高兴极了，抱着稿子看了又看，没错，就是自己的稿子。一颗悬了已久的心，终于落下了。

    杨绛抱在怀里，准备悄悄偷走。

    不料她被一位老干部发现，大声呵斥：“站住，杨季康，你拿着什么东西？”

    杨绛吓了一跳，她的心咚咚直跳，脸一下子绯红起来。杨绛有点害怕，更多的是气愤，她勇敢的回答：“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我辛苦译出来的稿子！”

    这位老干部也很强硬，死活不肯让杨绛把译稿带走。

    无可奈何，她只好把译稿放回去。最后，终于有位学习组长仗义出手，把稿子还给她。

    杨绛抱回稿子回家，仿佛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孩子。

    1978年《堂吉诃德》出版时，读者排长队购买，一时间掀起“堂吉诃德”热。杨绛的译本，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翻译的空白。

    当年，西班牙王室来访，《堂吉诃德》作为礼物被赠与王室。

    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有人评价杨绛译本《堂吉诃德》：虽然她的西班牙语在众译者中不是最好的，但她的汉语水平在众译者中肯定是拔尖的，她的幽默感在众译者中也绝对是拔尖的。

    七十二万字的译著，1956年开始着手翻译，直到1978年才出版，历经了二十多年。

    一部翻译稿，耗尽了杨绛半辈子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