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其胜、其败，早已一目了然。

    3 曹操：要想成为霸主，必有强势经济

    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一代枭雄如果获得了经济实力，就会马上征讨四方，最后统一中国。在三国历史中，事实正好相反。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曹操始终隐忍不发，更加笃定地坚信毛玠提出的信条——“守位以财”，坚信只有再现“文景之治”才可能真正统一中国。

    没有能力的蜀汉却搞了一个“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国将不国。赤壁之战后十年，面对刘备、诸葛亮的不停骚扰，曹操甚至放弃了汉中，专心经营中国北方。

    至此，中国北方终于建立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流民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

    十年，曹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征战，而是带着流民修运河——反正流民流窜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有了这份公差自然也就结束了流窜。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共主持修成淮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六条运河。

    《三国演义》中大家所熟知的夏侯惇，最主要的功绩不是对抗蜀国，而是在少为人知的史实中，主持修建了太寿渠和淮阳渠。曹操修建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雏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此后，中原大地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贯穿黄河、淮河的扇形运河网，对后世政治、经济乃至华北平原水系的变迁，产生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大家想象一下，隋炀帝只是把这些运河贯穿成一条京杭大运河，就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在纷纷乱世，曹操启动了这么大的治水工程，史籍中对曹操修运河却无腹诽之词，这需要多么强盛的经济！

    曹操消灭了袁绍、吕布等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北方，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

    随着小农经济逐步恢复，曹操有能力在辖内修建运河。发达的水系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沃野良田和运输便利，商业、手工业、制造业随着农业再度繁荣，货币经济也开始再度兴盛。经历了董卓乱世，社会上流行的仍旧是无字小钱，曹操下令禁止无字小钱流通，也就是所谓的“罢之”，以国家强制力再度恢复了五铢钱的铸币标准。

    其后，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

    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就得到官方允许。今天，曹魏五铢往往和东汉五铢钱同时出土，史学界对曹魏五铢钱的断代也就倍加着迷。

    4 刘备、诸葛亮的经济手段还是差了点！

    蜀地与中原有群山相隔，根本没受到中原战争影响。

    刘备入蜀之前，史籍这样描写蜀地经济：水渠散布在田野之中，良田好像绸缎般靓丽，黍稷油油，粳稻漠漠，村落中楼宇相望、桑梓相连，好一派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刘备入蜀四十年后，史籍这样描述蜀地：男子都被拉去打仗，女子都被拉去搞后勤运输，耕地荒芜殆尽；无论君子、小人都对蜀汉心怀怨恨，黎民百姓由于害怕惩罚而不敢逃离。堂堂天府之国居然饿殍遍野，刘皇叔等一干人到底在这里做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困难。魏、蜀、吴三国之中，唯独蜀国没有史官，根本没有留下治史的第一手资料。

    让我们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说起，这一年，四处流窜的刘备时来运转。张鲁在益州（今四川）搞了个“五斗米教”，顺便起义。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感觉自己无力控制事态发展，只得向刘备求援，希望他派兵剿灭张鲁。当时，有人劝告刘璋：“刘备虽然素有仁义之名，但其实是一个比曹操还坏的枭雄。刘备如果进入益州，您能给他什么职位？如果让他做益州牧，主公您将何以自处？”刘璋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坚持借兵对付张鲁。

    结果，刘备刚进益州，就跟张鲁眉来眼去，联手恶搞刘璋，两人约定事成之后奉张鲁为“汉宁王”。张鲁当然没有当上汉宁王，却被刘备忽悠到打击刘璋的第一线。刘备进入蜀地的时候已经穷到家了，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至于军饷是想都不用想的。

    那么，刘备以什么激励自己的将士作战呢？答：抢劫！

    兵临成都的时候，为了给将士一点盼头，刘备承诺攻下成都之后城内财富自己分文不取，宝物尽归将士（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刘备的抢劫已经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但把府库里所有的铜钱都改铸直百五铢，还强行收兑民间铜材，甚至连挂蚊帐的铜钩都被搜刮去铸造这种虚值货币了。不接受直百五铢者，杀无赦。直百五铢为刘备带来了巨额财富，《三国志》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拨连饭都吃不饱的流寇，数月之间居然兵强马壮，这会是多么惨烈的抢劫！至于那位还在做着“汉宁王”梦的张鲁，眼巴巴地看着刘备出兵抢占成都，只得将自己经营三十多年的汉中献给曹操，以完甲之师不战降曹。

    刘备对汉中发起了攻击。汉中是蜀地门户，据说，张鲁投降曹操后，刘备很长一段时间一夜数惊，那是拼了命也要抢过去的。

    当然，起兵之前刘备又铸造了一批新的直百五铢。与第一批比，这批直百五铢可以用“破、小、薄”三个字来形容，每枚八克左右，钱文也很不清晰。对刘备的攻击，曹操没有接招，他只是把汉中黎民尽数迁往长安、三辅、洛阳、邺城，然后就退出了汉中。如果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是生存需要，那还说得过去，毕竟汉中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值得放手一搏。刘备死后，辅政大臣诸葛亮丞相的所作所为就实在显得太不靠谱了。古代，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直接的体现。

    全国十三州，魏国独占九州，人口五百七十万，还包括洛阳和长安东西两个最大的经济中心；

    孙权有三州，人口二百三十万，曹丕称帝后，孙权在名义上接受了魏国“吴王”的封号； 蜀国只有益州一地，人口九十万，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也就是说，蜀汉和曹魏的军事实力是6∶1，在经济实力上蜀汉只能更差。

    如果按规矩出牌，蜀汉应该避免主动出击，凭借蜀道天险被动防守。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诸葛亮居然敢先动手打人。

    诸葛亮也知道“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但他还是将蜀汉全体人民绑架在这辆毫无希望的战车之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率十万蜀中将士先后三次北伐，另外蜀国还有官吏四万人（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十万将士绝非蜀国全部军事力量，每十个士兵至少需要三至四个人做后勤。蜀国只有九十四万人口（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平均九人要负担一个战士，七家要负担一个官吏，还不计算后勤保障，这就是真实的蜀汉、真实的诸葛亮。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诸葛亮北伐基本靠走——十万军队要走出巴蜀古栈道，诸葛丞相如何支撑？答：继续铸钱。

    1980年4月，成都市房管所重建办公楼。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办公楼的下面还埋藏着一批古代钱币窖藏和一件铜钱母范。这批铜钱就是“太平百钱”，一枚太平百钱等于一百枚五铢钱。

    现代科技已经证明，最早一批太平百钱铸造于公元221～227年之间，即刘备死后至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间，此时，蜀地能铸钱的唯诸葛亮一人而已。

    结论：太平百钱为诸葛亮所铸。

    太平百钱是一种极其离谱的货币，离谱到根本就不能称其为钱。这种钱重0.1～1克，不但低于西汉末年的荚钱，甚至低于董卓的无字小钱，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差的铜钱之一。 也就是说，在“六出祁山”之前，诸葛丞相曾以1∶100的比例抢劫民间财富。非但如此，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属于并用货币，只不过直百五铢发给官吏，而收购小民财富一律用太平百钱。

    后来，蜀地经济凋敝，据《三国志》记载，蜀建兴十二年、十三年（公元234、235年）蜀国再次铸币，直百五铢重量也降到两克，跟太平百钱一样成了地摊货。对这段历史，彭信威先生在那部传世的《中国货币史》中给出了一段非常搞笑的评语，思之让人忍俊不禁：“那时诸葛亮也许还没有死，他也许不赞成这种改制，但假若是在他死之前，那就是在他为北定中原鞠躬尽瘁的时候，自然把这次改制放在建兴十三年更为恰当。”

    也许彭信威先生不愿意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几乎被传为神的人会在货币上大做文章，敛财程度居然与董卓不相上下。

    还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中肯：诸葛亮身处孤绝之地，本应偏安一隅；却连年空劳师旅，实在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最多只适合做太平宰相。

    5 孙吴铸造货币，发起三次“货币战争”

    西汉末年，江南还是蛮荒之地。赤眉军祸乱天下的时候，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纷纷带领自己的族人、部曲渡江南逃，希望在这里找到一片没有战乱的土地。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扬州陆姓的祖先是春秋齐国大夫陆发，西汉末年迁入江南；一把火烧掉刘备八百里连营的陆逊就是扬州陆氏子孙；南北朝之后，陆氏子孙在唐朝还曾数次出任宰相。

    这些江南豪族各有私人武装，军队控制权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根本不受孙权控制。

    陆逊在夷陵击溃了刘备，断然拒绝了孙权进军蜀汉的命令。对陆逊来说，他只要保住江南一隅即可，根本没有雄心壮志统一全国。

    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承了兵权；陆抗死后，其子陆玄、陆景继承了兵权。

    对付江南豪族，无论孙策、孙坚还是孙权，历代孙吴统治者都一点办法也没有。孙权没有能力跟江南世家争锋，只能把矛头转向江南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山越，最后，孙吴官家势力几乎消灭了江南所有的土著村落。

    即便如此，孙吴经济主体仍以江南豪门为主，本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江南豪门私铸的五铢钱。至于孙权铸造的官方货币，大多流向了蜀汉和曹魏。孙吴朝廷先后三次铸钱，是名副其实的三次“货币战争”。

    第一次铸币是在建安七年，赤壁之战之前，这些钱被运往了曹魏。

    赤壁之战前，周瑜提醒孙权：“江南铜矿富甲天下，铸钱数量不知比曹操多多少倍，我们为何要怕曹操？”既然我们有铜矿、有铜钱，那么就从铜钱入手击溃曹操的货币体系。于是，孙权开铸“大泉五十”，大泉五十重四克，规定一枚大泉五十抵五十枚五铢钱。

    孙权的这些大泉五十不是用来交换江南豪门的财富，甚至不是为了抢劫自己手下的山越。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装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盘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试图以五十倍的力度抢劫敌人财富。孙权想得实在太简单了，一枚大泉五十根本就值不了五十枚五铢钱，您又不是北方之主，怎么可能有人听您的？

    结果1：大泉五十在曹魏的地盘上与五铢钱的兑换比例约为1∶1。

    结果2：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到孙吴地盘上来花——一枚大泉五十要抵五十枚五铢钱，这可是孙权您自己的规定。

    结果3：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铸，孙权不得不下令官府一旦收到大泉五十，必须回炉重铸。

    孙权不但没弄到财富，反而损害了自己。

    问：孙权为何不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

    答：这确实是货币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或许孙权也想这样做，但禁止物资出境的第一个后果就会损害孙吴与北方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控制在江南豪门手中，他们不可能允许孙权这样胡作非为。

    第一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第二次铸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吴蜀之战后，这些钱被运往了蜀汉。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刘备借荆州——有去无回”。实际情况则是，吕蒙刚刚消灭了盘踞在荆州的关羽，孙权就给他运来了一亿枚直百五铢，让他弄到蜀地去交换物资。此时，蜀汉的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六至八克，孙权这批铜钱却完全按照蜀汉初年的十克标准铸造。两者相比，这批铜钱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货币，给蜀汉统治造成了致命打击。

    理论上，一亿枚直百五铢能换得一百亿枚蜀地五铢钱，汉代两朝官私总共才铸造了五百亿枚五铢钱，显然，一亿枚直百五铢已经足以取代蜀汉货币体系。

    这段时间，诸葛亮只得下令不准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所谓“钱既太贵，徒有虚名”。

    结果：蜀汉在丢掉荆州之后，又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第二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胜。

    第三次铸币是在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6年），这些钱被运往蜀汉。诸葛亮死后，蜀汉大权落在蒋琬手中，蜀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蒋琬执掌蜀国十二年，十二年间，蒋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孙吴骗吃骗喝。

    当时，孙吴与蜀汉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曹操。蜀汉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开始，蒋琬不断派士兵化装成商人进入孙吴境内，这些人以直百五铢在孙吴境内购买粮食等物资。一枚直百五铢重量约合两枚五铢钱，由于蜀地朝廷高压，一枚直百五铢要当一百枚五铢钱花，蜀国的国家信誉也为直百五铢谋到了一些市场，一枚直百五铢在吴国大约能当十枚左右的五铢钱用，蒋琬确实捞了点实惠。

    结果1：得到直百五铢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都纷纷带着赚来的直百五铢流窜到蜀汉去购买粮食。

    最后，蜀汉士兵居然也加入了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

    至此，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毫无悬念了，在千百万人追求财富的梦想中，蜀汉将完败，孙吴将完胜。

    此时，曾火烧连营八百里的陆逊站了出来，在陆逊的主导下，孙吴对蜀汉货币战争发动了反击。

    你不是一枚铜钱当一百枚五铢钱吗？我就当一千枚、二千枚甚至五千枚五铢钱！嘉禾七年，孙吴开始铸造“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大泉当千”几种货币。以最值钱的大泉当千为例，为八至九克，比蜀汉直百五铢减重一至二克，这些钱全部用来运输到蜀地换取物资！

    陆逊的想法是好的，陆逊的做法是坏的。

    建安七年那场货币战争，孙吴就是因为试图在曹魏地盘上推行自己的虚值货币才输得一干二净。现在，蜀汉已经露出了明显的败迹，陆逊居然又出此昏招。

    孙吴与蜀汉比，蜀汉有着天然的优势：蜀汉可以封锁边境，因为国内没有士族高门和大商人掣肘；孙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家从来都是把孙吴皇帝的命令当废纸的。

    结果2：这些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几乎全部回流到孙吴国内——这可是孙吴的国家法定货币，最后蒋琬居然试图以这些钱购买江南豪族铁矿。

    陆逊的货币制度在江南豪族间引起了强烈不满，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6年），陆逊只得下令取缔大泉两千和大泉五千，已经铸行的大泉五千全部回炉重铸成“大泉一千”。

    在豪门大族一致反对下，陆逊也于赤乌九年被罢相，直到孙吴灭亡，官方再未推行任何铸币。

    第三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由于绝大多数大泉五千都被回炉重铸了，大泉五千成为今天极为罕见的一种铜钱。直到清代金石家刘喜海著《泉苑蔷华》，人们才见到了大泉五千的拓片，至于原钱，早就不知去向。民国年间曾出土了两枚大泉五千，江湖传闻袁克文（袁世凯的儿子）曾花巨资购买到一枚，后来，袁克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原钱也就流失了（一说流到海外）。

    至于另一枚民国出土的大泉五千，我确实见过，在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