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哪个朝代是和它的都城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那这个朝代就是唐朝，这座都城就是长安。关中大地，长安古城，公元前11世纪初武王克殷建立周王朝，建国都于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拉开了西安千年建都史的序幕。公元前3世纪初，刘邦建立汉王朝，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建立都城，这座城市自此迎来最雄壮的名称——长安。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在隋朝旧都上建立唐朝，这处“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之城继西汉之后，再次迎来强盛王朝。唐朝将最辉煌鼎盛的时代留在长安，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事、灿烂的唐诗……都城长安则载此长眠于历史长河之中，从此不再为都。

    所以，并不是唐之后的朝代不再建都西安，而是作为都城的长安已随同唐朝走入历史。唐朝的灭亡所一同带走的，便是西安这座古城的建都条件。事实上，唐朝作为大一统王朝，只有前半段是名副其实的。安史之乱起自辉煌的顶点，西安的都城地位自那以后便越来越不稳固。

    自东汉迁都洛阳以来，长安在国家历经300多年战乱后虽然重为都城，但它却将逐渐失去其作为国都的最后条件。隋唐时期，隋炀帝、武则天相继营建洛阳为东都，在国家尚无明显危机的情况下迁都洛阳，这显示长安的都城地位已经大为动摇。而在唐朝近300年的国祚中，围绕都城长安的更可怕事情还在接踵而来。

    四面交战之地

    对于任何一个政权，都城发生战争甚至沦陷都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早在唐王朝建立之初的公元626年，“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突厥军队进攻泾州，主力骑兵一路挺进到渭水河畔，与唐都长安的距离只有区区40里。在西北少数民族的骑兵部队面前，长安已在事实上成为交战之地，这在西晋灭亡以及其后历史中已被多次证明，它离战争太近了。

    随后两个世纪中，唐都长安在战争面前不再幸运，并最终成为历代都城被攻陷次数最多的朝代。事实证明，唐代的长安已成为四面交战之地。

    公元755年，突厥人安禄山、史思明率领15万大军从东北方向的范阳（在今保定和北京之间的区域）而来，先后攻占汴州、洛阳、潼关，并于公元756年攻占长安。

    西南面吐蕃趁“安史之乱”做大，凤翔以西和邠州以北的河西、陇右之地尽为所占，凤翔和邠州与长安的距离只有200里左右。公元763年，吐蕃纠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部20余万大军由邠州、咸阳攻入长安。

    公元783年，唐德宗从泾原调兵解救襄城之危。泾原在今甘肃泾川、宁夏固原一带，襄城即今河南襄城，两地分别长安的西北和东南。泾原兵在行军途中发生哗变，不去河南救襄城，而是顺道攻入长安、洗劫皇城。

    公元875年，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从山东向南攻占岭南（今广东、广西）全境后，向西北方向进军，相继攻陷潭州、鄂州、婺州、宣州、申州、汝州、洛阳、潼关，于公元880年攻占长安。

    公元885年，黄巢民变中的“勤王”集团因权势争斗而发生战争，沙陀人李克用率兵攻长安，引发诸道兵在都城的混战和焚掠，长安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公元901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假子李继筠率兵劫掠长安，衰弱的都城再次遭到严重的毁坏。群敌环视之地

    为什么堂堂大唐会“国都六陷，天子九逃”，成为历代都城被攻陷次数最多的朝代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中地区的战略环境已经大不如前。

    从外部威胁看，唐代的长安已成为群敌环视之地。周至秦汉时期，中原政权的威胁主要是北方匈奴，所以长城横亘北疆，建都关中乃是居中之选。但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乱变迁后，突厥的势力已经延伸到西域。鲜卑及其后的吐谷浑已经越过长城进入到青海、甘肃一带，并在唐中期被崛起的吐蕃所兼并。唐后期崛起的契丹族，其势力同样越过长城，进入到幽州、蓟州一带。这些方向上的强大威胁都是周朝、汉朝所不曾遇到的。

    所以到了唐朝之时，中原政权一心经营关中、专注防御北部威胁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围绕长安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不仅越来越不能够将外部的威胁屏障在外，而且在各方面的外部威胁都成长起来的情况下，反倒使自身处于群敌环视、腹背受敌的境况。

    同时，随着战略环境的极度恶化，长安自身地理环境的劣势暴露出来。关中虽然“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也就是说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以西安为中心的这片地区虽有关河险隘，但在经济上是远远不足以自保的。

    这样的长安对外缺乏足够安全的战略空间，对内若有事起渭水脆弱的漕运难堪大用。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堂堂大唐为什么会“国都六陷”。

    千年建都史的终结

    到了五代时期，面对越来越尖锐的内外部威胁，长安这座连唐王朝都坐不稳的都城被彻底抛弃，新都在洛阳和汴州之间徘徊不定。既然长安的战略价值已经不复存在，而又在经济上不足自保，那么另建新都最起码也要找个更方便“转漕东南之粟”的地方。再后来北宋定都汴州，南宋退往江淮一线，元明清最终选定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