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曾言：“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他的确做到了！

    他是“哈佛三杰”之一，是“中国比较文学之父”，是与《新青年》相抗衡的《学衡》杂志总编辑，曾执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我国首批“部聘教授”之一。

    他要“杀胡适”，苦追“女神”三十余年，最终却在临终前呓语：“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他就是吴宓，今天（1月17日）是吴宓逝世四十周年，我们就来说说他的传奇人生。

    “杀胡适！”

    吴宓，陕西泾阳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20日生。

    吴宓还有一个身份，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就是去年孙俪主演的热播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那个主角周莹）的堂侄。

    吴宓，本名吴玉衡、吴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时，吴宓对“吴陀曼”这个名字很不满意，随手拿出一本《康熙字典》，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可惜他的一生并不安静。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次年，他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1921年5月，吴宓应好友梅光迪之邀，回南高师任教，在第一学年便同时开设了《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四门课程。

    其中，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其他课程也常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吴宓因此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教书育人外，吴宓在东南大学从事的另一大业，便是主编《学衡》杂志。这是他一生最重要之事业，所受毁誉大多因此而来。

    《学衡》杂志社于1921年10月创立，杂志于1922年1月创刊。杂志社以吴宓寓宅作为办公场所，第一次会议公推吴宓为“集稿员”，柳诒徵为《发刊辞》执笔人。

    吴宓在杂志上自署“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的确，《学衡》杂志吴宓出力最大，发文最多，尤其是中后期，杂志实际上由吴宓一人奋力支撑，“总编辑”一职当之无愧。

    《学衡》从白璧德以“人的原则”为最高原则的“人文主义”出发，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道德的作用、益处，坚决拥护文言文和旧体诗，主张兼收并蓄中西文化。

    学衡派批评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新青年派则斥之“顽固”“保守”“反动”。

    两军的领军人物吴宓和胡适还有过一次正面交锋。

    有一天，吴宓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

    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

    与《新青年》一味破旧立新不同，也与一味复古拒新的严复、林纾等“国粹主义”者不同，学衡派实际上主张“推陈出新”“兼取中西、融贯古今”。

    因此，他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而是和“新青年”一样同属现代主义者，都在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道路，只不过新青年派更激进，学衡派更稳健。

    站在今天回顾，学衡派在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学理之正确更不待言，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复兴也有重要启迪作用。

    我们应该庆幸，在当年一边喊杀声中，至少有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发出了自己微弱、不同、理性的声音，这是我们民族之光，文化之幸。

    “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对于吴宓，人们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最看重的《学衡》杂志，而是他的情史、他与毛彦文的感情纠葛。

    毛彦文是吴宓好友朱君毅未婚妻、妻子陈心一同学，朱君毅突然移情别恋后，很伤心的毛彦文请吴宓说和。

    吴宓说着说着，不但没说和成，反把自己搭了进去，爱上了毛彦文。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吴宓索性与陈心一离婚，放手来追毛彦文。

    ▲吴宓与毛彦文

    世人对吴宓的离婚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吴宓：“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吴宓不为所动，眼里只有毛彦文，可惜毛彦文最终还是嫁给了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

    吴宓为此一连写了38首情诗，其中有一首公开发表的《吴宓先生之烦恼》写道：“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此诗发表后，引起舆论哗然，金岳霖对吴宓劝说道：“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吴宓闻之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可怜的金岳霖也感觉自己话不太对，但不知如何解释，只好站着听吴宓骂了半天。

    三年后，熊希龄去世，吴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彦文的希望，写了很多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点回音也没有得到，有些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

    吴宓痛苦地在日记中写道：“宓对彦文之深爱，及情感之缠绵牵缚，实极真切，今生无两。有不容磨灭者。”

    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还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

    六十多岁时，吴宓还曾请人画了一幅毛彦文的画像挂在自己房间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可见他对毛之痴情。

    “吴宓苦爱毛彦文”，充分说明了吴宓本质上是个浪漫的诗人，虽号雨僧，有心向佛，但终看不破红尘；虽名学者，捍卫道德，但终不能“克己复礼”。

    “这个名字多美”

    当然，不止《学衡》与情爱，吴宓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如今人们都在怀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辉煌，殊不知当时研究院主任正是吴宓，是吴宓把导师一个个恭请来的。

    吴宓为请王国维，不惜先行三拜如仪大礼，让本不愿意去清华的王国维深受感动，接下聘书。

    吴宓还独具慧眼地将一无博士学位、二无著作的陈寅恪请到了清华，让陈寅恪一生事业有了很高起点。

    冯友兰对此说道：“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

    后因与清华某些高层意见不合，吴宓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一边继续办《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一边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使得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一流系科。

    吴宓曾自言，他的得意学生有“龙”“虎”“豹”三位，分别是钱锺书、曹禺、李健吾。

    其中，吴宓对钱锺书分外赏识，关爱有加，曾言：“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但钱锺书年少轻狂，不太把吴宓放在眼里。吴宓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钱锺书 ：“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锺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吴宓治学严谨，备课充分，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密密麻麻的纸条，并必早到教室十分钟，回答学生问题热情耐心，批改学生作业认真细心。

    据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剧本都能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治学刻苦。

    课余，吴宓常和学生一起散步漫谈，常邀学生到家中做客，并常借钱给学生或直接资助。

    当然，吴宓对女生更是青睐、关爱。他曾在课堂上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

    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吴宓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有一次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逗得全班同学大笑。

    “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中”

    吴宓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十余载，曾于1941年同“哈佛三杰”中的另外两位两杰陈寅恪、汤用彤一起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并曾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

    1949年，吴宓原本也有机会去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安排专人相邀，软硬兼施地把吴宓塞进汽车带到宾馆，准备第二天飞往台北。

    结果，吴宓半夜谎称去厕所，偷偷溜了出来。

    1949年后，吴宓虽然也有心进步，将珍藏的一千多册书捐献给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自愿将学校原定的“一级教授”改为“二级教授”。但他终究逃不脱“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文革”到来后，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重点对象，家被抄，蹲“牛棚”，接受劳改，受尽苦难。

    吴宓有一次被架上高台示众，被推下时跌断左腿，独自困在小黑屋的床上达三天之久，而发出了令人心酸的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即使如此，吴宓也不改其志，绝不反孔，在内心中没有真正屈服过。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坚持“只批林，不批孔”，高喊“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中”，“‘克己复礼’是很高的文化标准”。

    吴宓曾言：“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他的确做到了！

    有幸熬过“文革”的吴宓被妹妹接到老家悉心照顾，算是享受了最后一丝人间温暖。

    但每次吃饭，吴宓都还战战兢兢地问：“还要请示吗”，有时夜间会惊起并大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状况好时，吴宓也会心有不甘。一日，他与妹闲谈，听说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

    吴宓于是急切言道：“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待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

    1978年1月17日，苦行了一辈子的“苦行僧”吴宓走到了生命尽头，咽下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他的悲剧生涯。

    “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吴宓一生“殉情殉道”，虽结局黯淡，但经历足够精彩，生命足够充实。

    今天教授何其多，真学问、真性情、真风骨的有几个？2018年1月17日，是吴宓逝世四十周年，我们今天纪念吴宓，也是纪念他那种勇于追求、执着坚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