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伊始的中原，郑国地处四战之地

    春秋伊始的中原，郑国地处四战之地，四方皆无屏障，以郑武公建立郑国为开端，便在中原的土地上披荆斩棘，以强盛之兵力攻伐四方，持续拓展土地疆域，当时地处郑国附近的东虢国，甚至也为郑国所灭。这个虢国当年曾经是周王国中非常厉害的诸侯，甚至数年之间都掌握着周王国最强大的军队，以天子诏征伐戎狄。在周幽王的镐京之乱中，虢国跟随周天子东迁至河南山西一带，尚且保存着相当实力，史载：“郑灭东虢，国君虢叔死于制”，虢国之灭即是郑国与周天子政治关系破裂的起源。

    周平王迁都洛阳，曾经承诺晋秦等国以土地，这是周天子放弃龙兴之地的昏招，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决策。周平王依托于晋秦等国，也才将戎狄部落驱逐出境，但散落在镐京周边的星星散散的诸侯国，大多已为戎狄所破，无法支撑周天子的政治管辖。周平王选择洛阳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土地肥沃，且发展较早，更多的原因还是此地地处传统中原封国附近，而且都是那些最为强大的诸侯国，晋、卫、宋、鲁、齐等国，皆可就近救援，与那非姬姓姻亲的秦国相比，周天子选择东方的洛阳也在情理之中，而且西方和北方毕竟本来就是戎狄部落的出没地。这就是郑国因此而崛起的政治前提。

    周平王迁都洛阳

    很显然的是，郑武公和郑庄公都抓住了这样的好机会，以临近洛阳的地理优势，挟天子以令诸侯。郑武公与周平王有着共同的仇敌，两人的父辈都是死在了犬戎的战争之中，而且双方互为扶持，在河南之地渐渐稳固，周天子的命运更像是依托于诸侯国的附庸，这些区域当年都曾是分封给诸侯国们的土地，周平王迁徙此地，也就自然影响到这些诸侯们的直接利益，那么如果依托郑国为自己冲锋陷阵，即在名义上和礼仪上都可赢得某种默契，因此周平王时代，郑武公和郑庄公开疆拓土，其实是周王室认可的。

    这种政治土壤的滋生，直接孕育了郑国的叛逆基因，更是孕育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郑国就是依靠这种大破大立的姿态，以近乎于外来者的身份，与中原各诸侯开战，甚至到后期直接与周天子开战，这里最深层次的原因，其实都跟周平王有关。郑国在攻灭郐国，攻灭东虢，并借此建立国家的过程中，郑国从未因为这些诸侯曾经与自己同属分封体系，而手下留情。面对这种中原格局，郑国也自培养出更多反叛传统的人物，与所有诸侯国的起源不同，郑国刚刚建立的数十年内，几代郑国国君都不是遵从周王国礼乐体制的君主。郑庄公、郑厉公、郑昭公皆非善茬，所谓有其君必有其臣，在这个阶段里，这些郑国君主的朝堂之中，也并不缺乏祭仲这样的奸雄式权臣。

    权臣祭仲

    祭仲对周天子根本就没有任何尊重之意，当年跟随郑庄公去洛阳面见周天子，天子赏赐稻谷十车，祭仲直接把谷子全部铺满战车，铺上绫罗绸缎，招摇过市，还到处散播谣言，说是周天子赠送十车绸缎，绝对属于老奸巨猾性的。这种态度反映出郑国君臣的态度，就是有郑国无天子，后来祭仲发动郑国军队偷偷跑到周天子的粮田中割麦子抢稻谷，就可见此时的社会思潮已经大大的不利于周天子。周平王如果不以怀柔政策应对各诸侯国，王室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更为悲惨。当然祭仲对郑国也非绝对之忠诚，在其任内就曾在其主持之下几次为郑国易主，郑庄公死后，郑国更是缺乏可以擎制其权力的人物，也就直接影响了郑国的政治格局，几乎为祭仲一人所独持。齐桓公曾以“祭仲已死，郑国无人”为由，发动对郑国之战争，就可见郑国到祭仲执政后期的乱局，唯祭仲可控，其余诸臣，甚至郑国君主，都无力改变。《公羊传》载：“祭仲存则存矣，祭仲亡则亡矣”，这就是郑国悲剧的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