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求学为政本，修身成圣。这也让古代政治伦理形成了共识，制度建设本来就是次要的，而监察制度是次要中的次要。表面上看，监察形式繁多，却无不被套上了长短不一的索套，很难靠近现代监察的本质。

    大思想家黄宗羲有个观点，叫“积累莫返之害”，指的是历代税赋每改一次，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历史学家秦晖将其总结为“黄宗羲定律”。在政治领域，很多制度的演变与此类似。比如，朝廷派出监察官，过段时间，监察官尾大不掉甚至变成行政官，马上启动改革，又派出了新名字的监察官。归根到底，是一种信任和控制之间的弹性调整。

    看不见的索套

    一开始，秦始皇心中就有个小九九：谁对我的权力最有威胁，我就针对谁。显然，丞相就是这个潜在的危险对象。

    为了限制相权，秦始皇设立了御史大夫这个官。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这样下去恐怕更危险，可以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权力大起来自己都控制不住，干脆闲置。

    汉文帝比较聪明，表面上常设御史大夫，但别出心裁设立了丞相使，对“不奉法”的御史们进行监督。这一招在于制衡：御史可以监察丞相，丞相也有办法监察御史。到后来，汉武帝又发明了个更厉害的职务，叫司隶校尉，管首都范围的监察。当朝丞相公孙贺，就因枉法被司隶校尉拿下。

    一来二去，皇帝发现司隶校尉级别不高，却很好用，索性废除了丞相使，使司隶校尉获得更大的权势。顺便还把御史大夫改了个更柔性的名字——司空。这时的司隶校尉常常扮猪吃老虎，劾奏三公等尊官，故为百僚所畏惮。

    其实，司隶校尉的威权，全靠皇帝的支持、信任，得到皇帝的宠信，其权威足以压百官，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就成了百官攻击的焦点。成帝时的司隶校尉涓勋就被丞相阴察其过，弄下了台。

    同样，北宋开封府也是神一般的存在。除了正常的行政活动，还被赋予了纠察在京刑狱司职能，可以随时去御史台、大理寺甚至军队这些地方抽查案卷，所以包拯很多时候都在平反这些机构炮制出来的冤假错案。

    有效的制衡，似乎让任何一方的权力都不能绝对膨胀。到了元朝，皇帝就特别喜欢“发动下属斗下属”，故意制造御史台和中书省之间的争斗。这也是得了当年武则天的真传，她就专设了右肃政台来主管地方监察，使其和察京师百官及军旅的左台达成某种平衡。

    清朝则大刀阔斧进行了合署办公，把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对外是说要提高监察效能，真实目的却是“规范”给事中的权力运作。这样，六科给事中的人财物全部归都察院管了，自然没有了明朝那样的权力，为了补偿他们，级别倒是给升成了五品。

    一些被称为雄才大略的君主，总觉得自己的索套伸出去，就能够完全掌控绳子那头的人。其实也不见得，和珅执掌朝政二十余年，不仅打击弹劾自己贪污腐败罪行的御史，还把持御史的选任大权，乾隆帝也没更多的办法。

    当个监察官不容易

    除了外部制衡，历代也喜欢在监察系统的内部建设上下功夫，形成了一种当监察官不易的共识，对监察官的选拔任用、履职要求都具有积极意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元代写《潼关怀古》那个监察御史张养浩就写过一本《风宪忠告》：“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之所趋者不敢趋，人之所乐者不敢乐，人之所私者不敢私。”意思是私心私念人人都有，但身为监察官员，就要有崇高理想，杜绝安逸享乐、奢靡生活。

    中国古代监察官出巡场景。

    历代对监察官的出身都有着极高要求，隋唐开科举后，科举身份是监察官的大前提。如宋朝的台谏官90%以上有进士身份，南宋时期即使偶尔有非进士者出任宪官，也须先“特赐同进士出身”。还有一点是，官二代便不能干监察官。

    司马光认为，选拔监察官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视名节，再次则晓知治体。因为监察工作讲究方式方法，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肯定不行。唐时，御史必须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即地方州县任过职。宋朝更严一点，光有基层经验不行，还要主政一县的经历，宋孝宗甚至规定要干过两任县令。

    即使当上了监察官，如办理案件与本人或其亲属之间有利害关系，也要回避。宋代《庆元条法事类》对工作时间也有规定，地方监察官巡历所管区域，无公事者不得住过三日。

    金代更狠，为防止结党营私，一度禁止监察官与其他官员非公事交往。这样过分的规定很快反弹，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大家觉得，监察官负责纠弹百官，在操行上理应成为表率，若其执法犯法自然要被加重处罚。明朝就在法律里面规定了，御史犯法罪加三等。

    规定是规定，好不好用需要在现实中论证。这不，嘉靖三十九年，都御史鄢懋卿巡行浙江，一路上搜刮了大量民财。眼看就要到淳安县时，县令海瑞写了一封信骂他，让那个鄢懋卿绕道走了。看来作为御史，再怎么还是有点羞耻心的。

    另外，对监察官失察不报也有责任规定，即发现不了问题也是失职。汉桓帝时，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宋时规定，御史每月必须上奏一次，称“月课”，御史上任后十旬以上没有任何纠举行动的，要受“辱台之罚”。

    加减法之争

    在古代，监察的理念和行动都在不断加强，但大多是通过频繁建立新的监察机构来代替旧机构。比如唐朝开元二十一年之前，朝廷派出使者就有巡察、按察、廉察、巡抚等十余种名目。名称的不确定，说明朝廷心中没有底气。

    喜欢制度建设的宋朝摸索出一套横向到边的监察网络，让任何官吏都处于监督之中。尤其是宋神宗，认为强化对监司的监督，需要新的机构——廉访司。设立廉访司的根本目的是分转运、提刑之权，用了一批很听话的年轻人，以便推行新法。但反对变法的那些人就不干了，纷纷指责：小官新进，凭恃势要，州县畏之，过于监司。

    通过熙宁变法的残酷斗争，大家意识到这样的层层覆盖，永无休止，似乎不是好办法。同样支持变法的宋哲宗准备再设立新的监察机构来对付监司时，遭到朝臣极力反对。普遍的意见是：叠加新的监察机构会妨碍监司正常履职，使其形同虚设。最终，皇帝筹划的“三年一遣郎官御史察访监司”胎死腹中。

    不过，减法的意识进入元朝立即又遭到摒弃，元朝皇帝换口味了，致力于要搞一套一层覆一层的纵向监察网络。于是，元朝本就有了监察御史投身于地方，还又设立并行的肃政廉访司干同样的活。这和明朝的铺床叠被殊途同归——皇帝借助耳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欲望逐一被满足，这也是后来锦衣卫、东西厂设立的根源。

    清代雍正年间巡台御史巡视吏治的场面。

    清初，本来想继续沿用明代的巡按制度。但当时出任巡按御史的主要是汉人，而巡视对象则是担任地方官员的满蒙贵族。因此，巡按废遣之争，表面是“省经费”“贪渎”而起，实际牵涉满族官员的特殊利益。

    监察理念的改变，是各个朝代不断尝试和调整的产物，由于出发点和决心的不同，往往也呈现出大相径庭的效果。总的来说，由于中央集权的增加，纵使有机构叠加，到了王朝末世，实际上反而让监察力度不断弱化和缺位。

    比如，在五代十国这样的战乱年代，旧的监察官职能已经转化或丧失，朝廷无暇顾及。这种缺位往往会延续到新朝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