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隔肚皮，即使是贤人，在权力的诱惑下也保不齐发生变异。所以，古代王朝吏治腐败和监察官的“灯下黑”，几近常态。虽如此，总有一些牛气冲天的监察官，称得上“风霜之吏”，他们身处浊世而不摧志屈道，不时会有奋身搏击、激浊扬清之举，常能留取丹心照汗青。

    鲍宣：不畏丞相，不甩皇帝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句话或许有几分道理，至少，放在西汉谏官鲍宣这里，是成立的。

    鲍宣不改耿直的秉性，“ 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多实”。

    鲍宣绝对是一个底层逆袭的典型，一个穷小子娶了师傅的女儿少君，而且这个女子学富五车、知书达理。

    据《后汉书·鲍宣妻传》，少君出嫁那天，嫁妆非常丰厚。鲍宣有些不高兴，就对妻子说：“你生在富贵人家，习惯穿戴漂亮的衣服和装饰，可是我实在贫穷低贱，不敢担当大礼。”少君说：“我父亲因为先生注重品德修养，保持俭朴的生活，因此让我出嫁而服侍你。既然我乐意嫁给你，你的意见我都接受。”于是全数退回了那些侍从婢女服装首饰，改穿平民的短衣裳（汉代贵族的衣服是深衣长衫），与鲍宣拉着一辆小车就回到家乡了。

    有妻如此，乃鲍宣之幸。他后来因品德高尚被推举做官，汉哀帝初，被推荐做谏大夫，调任豫州牧。

    一年多后，就有人向皇帝举报鲍宣，举报的理由今天看来有点无厘头，说鲍宣考察地方官员的步骤太繁琐，要求太苛刻，而且此人下基层不乘官方标配的六马马车，自己驾着一匹马就去了。鲍宣因此被解聘，回老家待了几个月后，又被征召做谏大夫。

    之后，鲍宣依旧不改耿直的秉性，“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多实”。彼时，有地方发生饥荒，鲍宣便谏言皇帝，现在贫民连野菜也吃不饱，也没有衣服穿，你倒好，私养外亲与宠幸臣子董贤，赏赐那么多财物给他们，你这样怎么使百姓归顺？皇帝十分感动，放粮救灾。

    一次，丞相孔光出视辕陵，随从官史不遵守交通规则，在中央驰道飙车，你追我赶。这在当时属于犯法，而且在首都中轴线上飙车，影响有多坏？鲍宣即命左右将孔光从史拘捕，车马充公。

    宠信孔光的汉哀帝不问是非，派人到司隶府抓人，鲍宣闭门拒命。这下触怒了皇帝，便以“无人臣礼，大不敬之道”的罪名逮捕鲍宣下狱，定为死罪。

    不少清明之士极力营救鲍宣。博士弟子济南人王咸是一热血青年，他在太学下举起旗帜，高喊：“想救鲍司隶的同志在这里集合啦！”一时，一千多个太学生围在旗下。他们趁孔光入朝时，一哄而上围住他说理，说理不成，就在宫殿旁静坐抗议。

    皇上为缓和舆论，判定鲍宣减死一等，剃发锁项，流放到上党。王莽篡汉后，极力排除打击不附已之“汉忠直臣”，鲍宣未能幸免，于公元3年下狱后自杀。待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大赦天下，下诏褒扬鲍宣并准荫其子孙“至大官”。

    刘安世：得天保佑的“殿上虎”

    包拯当谏官时，常对仁宗大加指责。有大臣进谗言，让皇帝发配包拯到边疆，眼不见心不烦。宋仁宗却大赞包拯“伏谏于陛，屡形药石之忠；秉宪于朝，一屏奸邪之气”。而北宋另一名敢于直言的谏官刘安世，遭遇却迥然不同。

    刘安世曾拜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为师，潜心修学。他约请老师赐赠座右铭，司马光只给他一个字——诚，并嘱咐道：“人生至诚不妄始。”这个“诚”字，镌刻在了刘安世心中。

    司马光任相后，刘安世也出仕了，有人推举他为右正言。受命之前，刘安世回到老家，征询老母亲的意见，说这活有风险，你不愿意我可以以母亲年老为托不干。母亲鼓励他说：“谏官是皇上面前敢于直言诤谏的重臣，纵使遭罪被流放，不论远近，我一定会随你去的。”带着母亲的希冀，刘安世走马上任。

    当时，因王安石变法激起了如火如荼的“党争”，权臣走卒，大都噤若寒蝉，明哲保身。尽管如此，刘安世不顾险恶的政治环境，弹劾不法，从不徇私。

    知枢密院事章惇的父亲以自己儿子的名义强买百姓田产，刘安世于是多次上书朝廷，章惇为军政长官，知法犯法，应严办。这件事虽不了了之，刘安世的忠直却得到了高太后的赏识，不久后，便被委以左谏议大夫的重任。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民间谣言四起，说皇帝以征奶妈之名，行搜美女之实。朝会时，刘安世对高太后和宋哲宗奏上一章：“陛下正当年少，没有娶后却亲近女色，这是天下不幸。希望陛下为社稷着想，清闲之余，要多研读经史，不要沉迷轻浮之好。”

    此话一出，宋哲宗一脸惭愧。高太后赶紧尴尬地打圆场：“谣言而已，爱卿勿信！”不过，征聘奶妈之谣言，从此再也没有传出过。

    在谏官任上，刘安世正色立朝、秉持公道，弹劾了十多名权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时任宰相，便被他弹劾罢职。有时他跟皇帝争执得面红耳赤，皇帝大怒，下面的大臣一个二个吓得面如死灰，刘安世却毫不畏缩，等皇帝气消了，继续谏言，人称“殿上虎”。

    因刘安世多次弹劾章惇，章惇任相后，将刘安世贬到了岭南，后来又贬到梅州。章惇还不放心，计划派人到梅州找个借口把刘安世杀了。好在梅州太守颇有恻隐之心，安排人到刘安世住所，劝他躲避一下。

    刘安世不但不躲，反而与前来劝说的客人饮酒谈笑，还从容写下遗书交给仆人，说：“如果我死了，你按遗书上的安排去做。”不知是心切难耐还是劳累成疾，章惇派来的人竟然在离梅州二十里的地方吐血而死。

    刘安世后来虽有起复，但都因忠良耿直，一直被奸妄之人陷害，大部分时间都在贬谪的路途上度过。古时有“八州恶地”的说法——“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据说贬官到这八个州的人，必九死一生。刘安世去过其中七州，最后安然无恙，连大病都没有得过，活到了78岁。士大夫们惊叹其为“铁汉”，得“天保佑之”。

    刘安世于宣和七年（1125年）去世，当时，北宋气数已然耗尽，上演的依旧是历史铁律——耿介之士被压制之时，也是王朝将陨之日。到了南宋，宋孝宗谥“忠定”。因此有人评价刘安世为“北宋最后一名直言谏官”。

    明代谏官群像：文臣谏死朝堂的典范

    嘉靖十一年（1532年）冬天，天空出现彗星。在古代，人们认为这是凶兆。南京御史冯恩趁机上疏，重点弹劾大学士张孚敬、吏部尚书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指责他们卖官鬻爵、结党营私、败坏纲纪，认为天上的彗星不足为患,这三人才真的是彗星,“三彗”不除,政无清明。

    冯恩弹劾的，正好是明世宗最宠信的三人。指斥自己所宠溺的是邪佞小人，皇帝自然气不过，下令把冯恩打入锦衣卫大狱。

    审问冯恩的，正是他弹劾的对象之一汪鋐。当时冯恩不服罪，刚毅地向皇宫方向下跪，汪鋐逼他朝自己下跪，遭到冯恩的怒叱。冯恩受尽严刑拷打，终不易志，最后被判死刑。当时，人们感慨道：“冯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皆铁也。”因此被称为“四铁御史”。

    后来不断有大臣为冯恩辩解，家人乡邻和群众为冯恩鸣冤，冯恩才免死罪，被流放到雷州戍边。明穆宗继位后，任命冯恩为大理寺丞，此时冯恩已70多岁，几年后冯恩以81岁的高寿去世。

    明代除了沿袭前朝的监察制度，还有厂卫的监察暗网，政治生态更为险恶，监察官谏言的风险也更大。不过，明代监察官的牛气就体现在，为了匡扶朝纲和正义，他们悍不畏死，甚至敢骂皇上。

    万历十七年（1590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相当于骂神宗是酒鬼、色鬼，皇帝气得吹胡子，又怕酒鬼、色鬼的骂名坐实，在大臣的劝谏下，将奏折留中不发，把雒于仁罢免了事。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说，这雒于仁胆子也够大的，竟然上书说皇帝是酒鬼、色鬼，酒色财气样样俱全，估计上书的时候顺便把遗书也写好了。

    明代的政治环境虽然相对残酷，死谏、直谏的忠义之臣，却从来没有在明史中缺席。

    御史邹应龙扳倒明朝权奸严嵩时，前面已经有十名御史或给事中弹劾过严嵩，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贬、除名、下狱，就是被廷杖打死。

    嘉靖后期，在“帝对嵩稍稍厌之”的局势下，除掉严党时机成熟。在次辅徐阶的授意下，邹应龙上奏皇帝，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各种祸害国家和百姓的劣行，拉开了将严党连根拔除的序幕。

    邹应龙置生死于度外，其奏疏以“如臣有一语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严)嵩父子”等语，为世人敬仰。他为官清廉，卒后“遗田不及数亩，遗址不过数楹”。

    到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把持朝政，残害忠良，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御史群体与魏忠贤的权力集团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结果遭到残酷迫害。

    天启四年（1624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在奏疏中列举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

    明熹宗在魏忠贤的不断忽悠下忠奸不辨，下旨严厉申斥杨涟，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并将杨涟革职为民。

    在魏忠贤的授意下，杨涟被抓入大狱，锦衣卫施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等残忍手段折磨他，最后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部，将这位宁死不屈、一身正气的忠良害死。

    另一位御史左光斗含冤被捕时，家乡父老头顶明镜，手端清水，拥马首大哭。不久后，左光斗也在狱中被折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