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春节，无论人在何方，都会要贴春联。春联，又叫“春贴”、“门对”，也有人泛称其为“对联”，是中国人用以辞旧迎新，抒发对新年美好企盼的重要载体，有极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

    春联是对联中的节庆联，因此，春联既有对联的文学性，又具备增加喜庆气氛的民俗性。所以，春联的撰写，在符合对联：“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词性相当、声律相对”要求的同时；作为辞旧迎春使者的新年宣言，它还须强调内容的吉祥喜庆、生机勃发。譬如：一则传统春联“春满人间百花吐艳 福临小院四季常安”；又因春联是用来新年祝福祈愿，从事某些行业的人家，也会在内容中体现自身职业特质，譬如：“日子红火腾腾起 财运亨通步步高”，通常是经商之户使用；而“精耕细作丰收岁 勤俭持家有余年”就适合于耕读之家了。

    也有说法认为：我国的第一副春联，出自后蜀孟昶之手。孟昶，字保元，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末代皇帝。他在位期间，整顿吏治、劝农兴教，后蜀经济发展良好，但又生性奢侈，好大喜功。宋乾德二年除夕夜，孟昶在宫中大宴群臣，虽然身边有妃嫔、臣子团团簇拥，他还觉得不够热闹，就令学士幸寅逊在桃符上题联语以志喜，准备挂在自己寝宫的门口。

    然而，幸寅逊思来写去，孟昶总觉得不满意，由是，索性自己提笔挥毫，于桃符上书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两句。孟昶的题词，改变了传统中桃符的辟邪驱秽的内容与性质，转而成为抒发对新年的愿语。根据《蜀梼杌》记载，这件事发生在“蜀未归宋前一年岁”，也就是说，孟昶最终并没有实现自己“纳余庆”、“号长春”的愿景；但是，即便再来一次，他在桃符上所写的联语，想来，也必然是喜庆吉利，而不会是沮丧绝望。

    通观我们所见的春联，如：“春花含笑意 爆竹增欢声”、 “一帆风顺年年好 万事如意步步高”、“春满人间欢歌阵阵 福临门第喜气洋洋”句式字数不同，使用者生活状态各异，但内容的倾向性惊人的一致：皆表达着对美好的向往，而且放眼高远、态度坚定，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

    “春联”的正式命名，也源于一个皇帝。清代学者陈云瞻《簪云楼杂记》中记载：“春联之设，自明洪武时，除夕，传旨公卿、士庶之家，门上悉加春联一对，帝微行出观，以为笑乐”。

    说的是明太祖朱元璋酷爱对联，定都金陵后，为庆贺开国，就在除夕传旨，要求公卿士庶门上都须张贴春联，自己则在大年初一清早微服出行，赏联观景。“春联”由此得名。同样是《簪云楼杂记》中记载说，当朱元璋走到一户劁猪人家，得知他们因无人会写而正在发愁，便命人取来纸墨，当场为屠户题下一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这一联对得工整，亦符合室主人的职业特征，端的是妙趣横生。

    无论真实与否，让至高无上的皇帝，在大年初一和最底层的劁猪匠，共话新年，显然体现了人们对君臣得宜、政治清明的社会期许，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封建制度下，不能不说是十分浪漫的理想了。

    由春联喜庆吉祥的这个特质中，还衍生出一件趣事。传说，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某个年终岁尾之时，写了一副春联，让家人贴在大门上，不料，因为王羲之书法闻名于世，这春联是贴一副、就被偷揭掉一副，眼看已是除夕，左邻右舍都贴上对联，唯独自己家门上空空如也，王家人急得团团转，王羲之却微微一笑，又提笔写了一联：“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让家人放心去贴上。

    夜间，果然又有人来偷，可借着月色一看，这副对联写得太不吉利，根本不能用，来偷揭的人只好叹口气，又趁着夜色溜走了。初一早晨天刚亮，王羲之亲自出门将昨天的对联又分别补上半截，大家一看，变成：“福无双至今朝至 祸不单行昨夜行”。围观众人看了，齐声喝彩。

    且不说王羲之的时代有无这样成熟的春联样式，单就除夕夜根本看不到月光而言，这个故事也是后人托名伪作的可能性大。但老百姓们并不在意，反而对此津津乐道，大概就是春联精巧的文学形式，和借“福至”“祸离”等词所表达的欢喜、期盼的心情，让人们宁愿乐呵呵地相信。

    所以，无论现实中境遇如何，春节贴春联中的浪漫主义必定是坚定不可动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