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现代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如果说文学有鲁迅，戏剧有梅兰芳，那么美术就是徐悲鸿，一直以来，大家对于这位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的评价颇有争议，对他的艺术史意义也同样认识不足。如何还原一个真实的徐悲鸿?“悲鸿精神”的内涵是什么?之于当下究竟有何现实意义?

    1月25日，由中国美术馆和徐悲鸿纪念馆联袂举办的“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开幕，本次展览是国内外第一次围绕徐悲鸿大型美术主题创作进行的全方位策展，也是徐悲鸿美术精品近十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谈及展览的意义时说道：“将徐悲鸿作品中民族与时代的关系通过当代新展示、新媒体、新方法、新载体的不断传扬与积极拓展，使‘悲鸿精神’的当代彰显融入新的时代语境，增添新的时代意义。”

    徐悲鸿的改良策略

    三张主题性巨幅油画《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首次合璧，连同《巴人汲水》《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师东京》等代表性中国画作品构成了“民族精神”板块，占据了中国美术馆最重要的圆厅及序厅;左侧展厅“图稿叙事”部分陈列有徐悲鸿创作于1940年的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以及为其绘制的20余幅人物图稿，有为印度诗人泰戈尔创作的肖像及速写，还有以喜马拉雅山为题材创作的风景系列;右侧展厅“家国忧思”部分陈列的是徐悲鸿为李济深、马寅初等民主人士绘制的速写肖像，以及以奔马、雄鹰、雄狮、雄鸡等动物为题材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创作。三个部分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以大型主题创作领衔，辅之以大量速写、画稿，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徐悲鸿艺术创作的心路历程。

    近年来，有关徐悲鸿的展览并不少见，几乎每次展览都能形成一些话题，有从写实的角度切入，有从中西融合的角度切入，但此次展览却以“民族与时代”这样的立意来观照徐悲鸿的艺术，无疑让观众对艺术家与时代、与民族的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观展后表示，徐悲鸿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徐悲鸿能真正用画笔表现那个时代，比如预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在胶着状态的《会师东京》，比如在国共合作破裂背景下创作的《田横五百士》，可以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节点总能看到其与之对应的作品。二是在艺术道路的选择上，徐悲鸿在借鉴西方的同时又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根脉。这从他年方23岁发表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就可见一斑，其中提出的“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画之可采者融之”的思想就已经构成了中国画改良的基本策略。

    那么，徐悲鸿究竟是站在什么角度去改良中国画的呢?事实上，提出借鉴西画来发展中国画的思想并非徐悲鸿一人独有，而是那个时代一批人共同的想法，这其中就包括林风眠和刘海粟，和他们一样，徐悲鸿也认为中国当时的国画“颓败”，必须用西方素描的方法加以改进。“但这不是‘调和’，更不是‘结合’，而是借来为我所用，中为主，西为客、为次。用素描来丰富国画，但仍然是国画，是有围墙的。”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传席指出，徐悲鸿强调中国画，要发展中国画，要改良中国画，创作以中国画为主，从没有提出“中西融合”“中西合璧”之说，因为那是没有主体意识的。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主编尚辉也认同，从民族艺术发展的角度，徐悲鸿是最具自觉性的。“但徐悲鸿又是他那一代人中学习西方写实绘画最深入的艺术家。徐悲鸿今天留给我们最多的还是对西方写实艺术的学习借鉴，尤其是其对20世纪初法国学院经典绘画传统的一脉相承。从笔墨的角度看，虽然徐悲鸿的作品有笔墨，但和真正的传统笔墨还有一定距离。”尚辉说，这一矛盾恰恰是徐悲鸿艺术研究的重要线索。

    造型语言诠释民族与时代

    纵观展厅中徐悲鸿绘制的历史主题绘画，人物众多、布局严谨、气象博大，却很少直接地描绘现实的场景和人物形象，而是借用古典文化资源，如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寓言、神话来进行新的诠释，并以艺术新手法将文化内容和艺术形式对接与糅合。

    《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徯我后》取材于《尚书》，而展厅中最受关注的《愚公移山》则取材于《列子·汤问》中的古老寓言，是徐悲鸿客居印度创作的代表作。1939年11月，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度举办画展并宣传抗日，直到1940年12月才离开印度。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愚公移山》。据中国美术馆研究策划部负责人邵晓峰介绍，1940年7月，徐悲鸿完成中国画《愚公移山》，是年9月，完成油画《愚公移山》。在构图上，油画《愚公移山》取消了中国画《愚公移山》中描绘的挑筐壮汉与负重大象，并将大肚壮汉从开山行列的左二换到左一。油画的远景更为开阔，蓝天白云、山峦起伏，将观者的视线引向天际。

    为了方便创作，《愚公移山》中的人物模特多由印度人充当，为何要在中国历史题材中加入印度人形象，徐悲鸿曾说：“虽是印度人，但都是勤劳的劳动者，形象不同于中国人，意义却是一样的。”此画突破了中国绘画的传统理念，首次以人体为主要描写对象，充分展示了劳动中的裸体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运动之美。为画好画中的十多位人物，徐悲鸿绘制的画稿、素描稿多达数十幅，他还描绘了许多未见于《愚公移山》画中人物与动作的图稿。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图稿叙事中，徐悲鸿的创作思路日趋明晰。

    在印度，徐悲鸿还画了很多其他的速写及素描，从当地风土人情到各种动物，从伟人肖像到印度风景，从学校音乐课到自画像，均入画图。中国画《泰戈尔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人物画杰作，在创作它之前，徐悲鸿关于泰戈尔的速写与图稿多达十余幅，刻画了沉浸在工作中的泰戈尔的不同神态，这些别具特色的图稿在鲜活的叙事中实现了形象的艺术展示与文化传播。

    主题性创作是近几年来中国艺术界不断在实践、不断在探讨的话题，而徐悲鸿《愚公移山》为代表的主题创作实践有哪些方面值得当前的艺术家思考借鉴?尚辉认为，一是主题性创作是否一定要直接用现实的形象来表达。二是美术创作的绘画叙事同样也是绘画的本体特征之一，比如在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徯我后》中，都可以看到戏剧化的场景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什么是绘画语言，色彩当然很重要，但形象是最重要的。徐悲鸿就是用造型艺术的本体语言来表现主题的。暂且不问《愚公移山》画的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徐悲鸿着力最多的是用独特的人体造型(骨骼肌肉)来表现人的张力，从而完成对主题的表达。”尚辉指出，当前主题性美术创作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用人的身体语言来叙事，这是艺术家对造型艺术理解的局限。

    写实主义中的象征意味

    徐悲鸿不仅创作了一批尺幅巨大、寓意深远的历史主题作品，以此唤醒民众、激励斗志，还将这种家国情怀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寄寓在笔下的万物生灵，尤其是他所塑造的“奔马”形象，或驻足凝望，或回首长嘶，或奔逸绝尘，或腾空而起……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在写实主义追求中融入浪漫气质和象征意味，这可以说是徐悲鸿走兽、飞禽等动物画的一种独特创造。”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邓锋表示，从具体绘画手法上来看，徐悲鸿以严谨精准的写实造型构建内在风骨，颇有“瘦骨铜声”的结构美感;但恣意灵动的笔墨书写外化写意形态，又使其笔下的动物具酣畅淋漓的生动气韵。

    徐悲鸿曾说：“余爱画动物，皆对实物用过极长时间功力，即以画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对他来说，一幅马反复画七八次是常有之事，有的甚至多达20次。为便于练习，徐悲鸿曾在家中养马以供写生之需，其娴熟的画马技艺源自大量的造型训练。他在课堂上为学生示范画马，20多分钟即可画就一匹四尺整幅的马，笔墨酣畅，神完气足。徐悲鸿也爱猫，他自己甚至说在其动物画中，猫画得最好。据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回忆，为了观察猫的矫敏，将猫画得传神，徐悲鸿家里甚至同时养过8只猫。“虽然父亲每天下班后特别累，但他还是坚持坐在躺椅上，一边拿着乒乓球跟猫耍着玩，一边观察猫的神态和动作。”1937年，徐悲鸿创作的《芭蕉黑猫》，画的是芭蕉之下，一黑猫趴在石头上，回首凝望。笔墨几乎全以没骨法画成，十分洗练，神情毕现。

    “之所以强调素描训练，正是因为徐悲鸿认为这样可以弥补当时中国画造型薄弱的问题。”吴为山说，以他的素描为例，其特色在于构成的面块与线条，产生西方明暗渐变与东方笔墨韵味的结合，他的许多素描的尺幅不大，却具有丰富的表现内容，善于捕捉对象最具神采的瞬间，糅动势、细节于一体。尚辉认为，当今的画家也许在“徐蒋体系”有关水墨写实人物的画法上有所突破，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突破徐悲鸿的素描。“徐悲鸿所有的绘画作品中我认为最精彩的就是他的素描，他学的是安格尔那一代人传到法国的素描传统，但他并不过多地着眼于光影的表现，而是通过光影塑造肌肉和骨骼的关系，里面既有他的认识，也有他的高度概括，真正做到了‘致广大、尽精微’这六个字。”尚辉说。

    徐悲鸿写实主义的丰富内涵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写实主义是否有所区别?邓锋认为，对徐悲鸿的写实和现实主义的评价不应以后来者的理解去强加，而是应该放在具体的情境和实际操作中去理解。“尤其要注意到徐悲鸿写实主义中理想化、历史性、象征性、文学性的东西，因为这些和西方古典主义的写实以及今天我们所定义的古典写实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的图像时代，现实如果成为一种主义必然会僵化，现实本身是流动、变化的，每个艺术家面对写实都有自己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不需要拘泥于或者说僵化于用这两个概念去对徐悲鸿做如此标签式的理解，而是更多地考察其中丰富的意义。”邓锋还指出，今天的主题美术创作在强调政治寓意、强调宏大价值观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宏大概念下被掩盖或是被遮蔽的真实的人的感受。

    今天，重读徐悲鸿的主题性绘画作品，观众仍然能够被画中所承载的深沉的爱国情怀和艺术革新的勇气所打动。正如吴为山所说：“今天我们研究徐悲鸿，将发现他的悲天悯人更体现在他的一幅幅由心血集成的作品之中。它们的展示、教化、宣传与传播，不断深入人心，使这些作品紧密地与画家的家国忧思结合起来，与民众互舞，与同道互勉，与社会共鸣，与时代交响，这些充满着民族精神的杰作以及由其图稿构成的叙事历程生动地见证了徐悲鸿与其时代的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