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不是一篇非作不可的文章,但似乎又有不得不作的理由。而理由之一即,此事固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但总有好奇之人,好事之人,在这件事上纠缠不休。网上的煞有介事且不论,我这几年在作《张恨水传》,也经常遇到喜欢求证此事的朋友。
即使那些力证此事不足信的文章,往往用的仍是似是而非的论据。例如有人说道,冰心在为吴文藻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所作代序中曾提到此事,说她根本不认识张恨水。其实,这篇数千字的长序,回顾了她与吴文藻从相识、相恋、相爱到结婚,乃至一生相伴相守的经历,没有一个字提到张恨水。这本书初版于1990年,并不难找,只要读一读,就会得到真相,偏偏大家都不肯费这个事,而宁肯以讹传讹。
由此我想,把二人并不相关的人生经历作一简单介绍,也许是必要的。先说张恨水。
张恨水,本名张心远,恨水是他的笔名。他的祖籍为安徽潜山,生于江西景德镇,时为1895年5月18日,此时他的祖父张开甲任景德镇保安军统领,驻防于此。张恨水的童年是在祖父的统领衙门里度过的。祖父去世后,父亲张联钰则“游宦”于江西南昌、黎川、新干一带,主要职业是在清政府设置的厘金卡子上当师爷。这期间,张恨水一直随父亲在任上就近读书。民国元年(1912),父亲不幸患急病去世,张恨水一家的生活遂陷入困顿之中,无力继续供他读书。这一年他17岁,他的漂泊生涯由此开始。
1913年,他“漂”到汉口,投奔一位年纪并不比他大很多的叔祖张犀草,在一家报馆里打杂。“恨水”这个笔名就诞生于这个时候。由于“恨水”这个名字曾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张恨水为此还作了特别的说明:
“本来在垦殖学校作诗的时候,我用了个奇怪的笔名,叫‘愁花恨水生’。后来我读李后主的词,有‘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之句,我就断章取义,只用了‘恨水’两个字。当年在汉口小报上写稿子,就是这样署名的。用惯了,人家要我写东西,一定就得署名‘恨水’。我的本名,反而因此湮没了。名字本来是人一个记号,我也就听其自然。直到现在,许多人对我的笔名,有种种的猜测,尤其是根据《红楼梦》,女人是水做的一说,揣测的最多,其实满不是那回事。”
张恨水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署名“恨水”的诗作和补白,我们或许已经没有机会再见了,不过,1918年6月8日《申报》自由谈:“游戏文章”栏发表文言散文《卜扇》,署名即“张恨水”。这很可能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见于报纸上的张恨水的文字。这时他23岁,正在安徽芜湖编辑《皖江日报》的副刊。
而这一年,冰心在北京贝满女中毕业,考入协和女子大学理化预科。两年后,协和女子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称作燕大女校。冰心发表文章便始于在协和女子大学读书期间。1919年8月25日,北京《晨报》第七版“自由论坛”发表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署名“女学生谢婉莹投稿”。这是她在公开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久,她的小说《两个家庭》在《晨报》副刊连载,才第一次使用“冰心”这个名字。
关于这个笔名,《冰心年谱》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她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卓如《冰心年谱》,23-2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当然更不会和张恨水有什么关系。此时的张恨水大约刚辞去《皖江日报》的差事来到北京,还在为每天的衣食发愁呢。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提到张恨水当年在景德镇读书时曾有一童年女友名秋凤者,“私心好之,未敢言也”。(张恨水《旧年怀旧(一)》,张恨水散文全集《小月旦》247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若干年后,他回到景德镇,秋凤已嫁人了。苦闷中的张恨水无意间读到冰心的作品,忽然感觉找到了知音、知己,遂写了一封袒露心声的信给作者,虽通信数年,终因志向不合而分手。20年后,她以“冰心”这个名字表明对张恨水的拒绝,而张恨水亦改笔名为“恨水”,取“恨水不成冰”之意。
这个故事编得漏洞百出。张恨水曾有两篇文章提到秋凤这个童年女友,一是1929年3月3日《上海画报》发表的《旧年怀旧》一文,再有一个便是1947年2月5日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发表的《看灯有味忆儿时》一文。这两篇文章都记述了童年时期他与秋凤的友谊,也交代了若干年后听说秋凤嫁人时他的感慨,他不会“苦闷”,那不符合一个才子范儿诗人的形象,他只是有一点“不胜桃花人面之感”。他说,那时他已经能够作诗,“有惆怅诗三十绝记其事”(张恨水《旧年怀旧(一)》),不知写了些什么,可惜已经看不到了。
据他交代,他离开景德镇时大约八九岁(他说十岁,系虚岁),六年后他回到景德镇,应在十四五岁之间,时间为1909或1910年。这时的冰心还叫谢婉莹,是个仅为九岁或十岁的小姑娘,正在山东青岛的家塾中读书,不仅没有公开发表过作品,甚至还没有开始学作文章呢,怎么会有让张恨水感动得一塌糊涂的事!
冰心是福建侯官人,与严复同乡。她生于1900年10月5日,比张恨水小5岁,本名谢婉莹。从1岁起随父母离开故乡,她家一直辗转于上海、烟台和北京。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她的父亲谢葆璋应召到北京海军部任职,她和母亲及三个弟弟第二年才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到北京的第二年,她考上了北京贝满女子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家庭都是有些背景的,她的父亲此时就担任海军部军学司上校司长。
她自1919年8月开始在北京《晨报》发表作品。当时,女子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作品还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所以,很快便引起了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
《晨报》原名《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其副刊前身第七版的编辑方针则明显地倾向新文化,提倡新文艺,它的编者与作者,也以新一代文学青年为主。张恨水直到1928年才有机会在《晨报》连载小说,最初,他的作品多发表在《益世报》、上海的《申报》、《晶报》、芜湖的《工商日报》,以及他参与创办的《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这些报纸的共同之处,是以城市市民为服务对象,并不针对新知识界。其中无论编者、作者、读者,多是有些旧文化的根底,而趣味也偏于游戏和消闲的。
可见,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群落,他们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是不大容易消除的。不久,她进入燕大,并先后担任了燕大季刊社的编辑和副主任。1923年秋,她从燕大毕业,赴美留学,此前的大部分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杂感,都发表于《燕大季刊》,署名多为婉莹,有时也用谢婉莹、悲君、阙名等,冰心这个笔名则很少用。这期间,另有诗集《繁星》《春水》先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则署名冰心女士。
综上所述,张恨水与冰心虽然同为民国文学天空耀眼的明星,但他们始终运行于各自的轨迹,相遇、相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为中国文学贡献才华和智慧,而中国现代文学也因为有了他们更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