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赤壁战后曹操的战略选择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曹操战败后，孙、刘联军进逼江陵，与曹操守将曹仁相持大战。刘备利用周瑜和曹仁相持的机会，平定荆州南部武陵（治所临沅，今湖南常德）、零陵（治所泉陵，今湖南永州）、桂阳（治所郴县，今湖南郴州）、长沙（治所长沙，今湖南长沙）四郡。而曹操权衡利弊，决定主动放弃江陵（今湖北荆州），命曹仁退守襄阳。后刘备又从孙权手上借得南郡（治所江陵），于是在荆州形成小三分局面。曹操据有襄阳、南阳；刘备据有南郡（部分），武陵、零陵、长沙、桂阳；孙权据有江夏、南郡（部分）。这只是大致形势，当时的荆州，三家势力错综复杂，占据的土地犬牙交错，要详细说明情况，非得再有一篇文章的篇幅才行，鉴于本文只是给普通读者看的，这里不做详细论述。

    曹操占据的襄阳最是要害，襄阳向来是中国战争史上南北相争的要点，战略地位非同凡响。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部，古人称：“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①]其地形，群山环绕，一水纵贯。面向汉水、背靠岘山，东有桐柏、大洪，西有武当、荆山。汉水从襄阳城东南下，沿河谷出石门，经石门至于江汉平原，是襄阳对江陵用兵的主要通道。西北向可经陆路入武关抵关中，也可从水路溯游而上至汉中；昔年秦国攻楚，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北向出鲁阳（今河南鲁山）可进尹、洛，直逼洛阳；这是楚国威胁周人，问鼎之轻重走的路线。东北向出义阳三关可威胁豫州；楚国争霸中原，这条是主要进军路线。东南下经章陵（今湖北枣阳南）、抵随县，直趋沔口；后来吴人进攻襄阳，这是一条经常的进兵路线。可见襄阳之地四通八达，制约东西南北。曹操着眼于经营襄阳，保证了对荆州南方的形胜之势。

    最初的时候，曹、孙、刘三家的关键点在江陵。当时曹仁和周瑜在江陵一线血战，双方杀伤甚众，曹操率先出招，命曹仁主动放弃江陵，撤守襄阳。这是曹操生平几个精彩决策之一，虽然江陵像根钉子一样嵌入长江江防之中，能够对孙权和刘备形成极大威胁，但曹操赤壁新败，孙、刘联军势头正旺，在这个时候硬抗其锋芒未必是明智之举。曹操在赤壁战后曾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指的是当年他打败袁谭，占据黎阳，想趁势扫荡河北，郭嘉认为，“急之则相持，缓而后争心生。”[②]曹操这时想起郭嘉正是想起郭嘉当年对河北局势的分析，用于孙权、刘备身上也正合适。所以曹操主动放弃江陵，扔出这块骨头试图分化孙、刘联盟，而之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一手极其高明。

    曹操放弃江陵后，因为襄阳被曹操所掌握，江陵至夏口（今湖北汉口）一线就成了抵抗曹操的一线阵地，而江陵因为荆襄大道的缘故，首当其冲。周瑜进占江陵后，孙权在江淮（合肥方向），荆襄（江陵方向）独力抵挡曹操，刘备居二线，几乎不承受来自曹操的压力。而赤壁之战后，三家对荆州的瓜分，孙权最是吃亏，孙权在打败赤壁打败曹操和江陵血战曹仁中出了大力，获得的后果只是解除了覆灭的危险和占领了南郡（即江陵）；曹操虽然赤壁战败，又主动放弃江陵，却牢牢占据襄阳，呈高屋建瓴之势；刘备出力最少，却收益最大，本来是丧家之犬，摇身一变成了小土豪，周瑜还把南郡在长江以南的一块地分给了他，刘备把大本营设在油江口（今湖北公安西北），改名为公安。[③]

    二、刘备借荆州，孙权面临的战略抉择

    此时刘备又生出变化，他要去见孙权，准备借南郡，也就在当时周瑜驻扎的那一块地盘。如果只看表面，刘备此举实在是贪心不足。但，刘备去见孙权谈这事，孙权却同意了。那恐怕就不能简单归结于鲁肃力主借给刘备了。

    如前所述，孙权当时从荆襄至江淮完全承担了对曹操的防务，这对当时的孙权来说压力是极大的，要承受的经济负担也极重。荆州虽然位于上游，地势十分重要，但凡事都有轻重缓急。当是时，给孙权压力最大的绝不是荆襄，而是淮南。曹操虽然在赤壁战败，实力仍远远强于孙、刘。在这种情况下，孙权战略第一取向是争取战略安全。江淮一线，是荆襄之外，曹操和孙权另一个对抗的地区。徐州的南部，广陵郡和下邳郡的南端有中渎水，地势低洼，水网密布，不利于大部队作战，孙、曹对这一块都不是非常重视。而淮南地处江左，是江东的外围屏障，如果淮南不保，曹操就会和孙权隔江对峙，直接威胁三吴。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江东战略安全的首要目标就是稳固江北要点进而夺取淮南，故古人言：“吴之与陈，虽皆守江，吴围合肥，陈攻寿春，所争常在淮甸。”[④]就算不能全据淮南，至少要在江北据有防御要点和交通要冲，不让曹操能直接渡江，否则几千里江防，以孙吴之兵力岂能处处设防。古人亦云：“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⑤]

    所以周瑜虽然提出他的战略规划：“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⑥]但孙权表面赞许，实际并未接受，会周瑜病死（建安十五年），此议也就不了了之。观周瑜的规划，可以说是不顾实际情况，曹操在淮南重点经营合肥，建安十四年，曹操就在谯地制造战船、训练水军，进军驻屯合肥，并加强淮南郡县机构建设，对孙权施加压力，而肥水——巢湖——濡须水这一途，是曹操攻打孙权首选的通路，曹操大军从邺城南下，都走此路。王象之言：“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⑦]如前所述，江东根本之地敌情威胁严重，岂能致腹心之地不顾，而以大军西出争利。计算孙权兵力，其时不过数万，除去原有的江淮防线，新增的荆襄防线加上内部应对山越的部队及各地守军，机动兵力只有孙权账下中军（其实还要承担江淮防线的重任），要远征巴蜀，非得削弱各地防御力量才能组织起足够军力，强敌当前，这如何可行。

    从刘备那边看，刘备敢于向孙权提出借南郡，主要说服力就在于刘备移屯江陵后将主要承担荆襄方向的防务，可以让孙权集中精力稳固内部、讨伐山越、应付曹操在淮南的压力，虽然从长远看，刘备居于上游总是有威胁的，但在当前来说，这完全是个可行的方案。内部和淮南问题都没解决，如何去考虑那么长久，总有轻重缓急吧。况且两家尚处蜜月期，刘备虽居上游，对孙权产生威胁的可能还是较低的。当然，刘备方面谋求取得江陵，主要考量还是在于实施诸葛亮的“隆中对”所提出的战略规划，江陵是刘备方面西取益州，北图襄樊的重要基地，没有江陵，“隆中对”无从着手。

    因此能够想通这些自然不难理解孙权为什么最终接受鲁肃的建议，借地给刘备了。

    三、曹操在淮南方向向孙权施加压力

    前面提到曹操故意放弃江陵就是扔根骨头让孙、刘去争抢，制造矛盾，分化联盟。所以“操闻权以土地资备，方作书，投笔于地。”[⑧]可见此事件对曹操的震惊，这意味着曹操对孙、刘的分化政策暂时失败。但是，曹操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军事家并没有被暂时的不利所迷惑，孙权和刘备都是当世英杰，哪是当年袁绍的诸子能够比拟的，和他们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智斗勇的过程。

    赤壁之战后，曹操和孙权在淮南多次交战。总体上讲，孙权居于劣势。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亲自攻打合肥，不克。次年，曹操命将军张喜救援，孙权退走。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正月，曹操击败马超、韩遂等，进一步稳固后方，再次把注意力对准了南方。十七年十月，曹操再次东征孙权。同年，孙权做濡须口坞城设防。十八年正月，曹操进抵濡须口，攻破孙权江西营，俘虏都督公孙阳。十九年五月，孙权攻下皖城，拔除了曹操在江北的一个据点。七月，曹操再次东出，至合肥而还。（同年，刘备定蜀。）二十年八月，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之机，进围合肥，被张辽击破，孙权狼狈逃回。二十一年十月，曹操再次集结大军南下，于次年正月抵居巢，与孙权交战。孙权虽然获得一些出击战斗的小胜，但总体形势对孙权不利。于是孙权遣使请降，曹操接受后引军北返。

    建安十四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二年，曹操四次东出，其中十八年、二十二年两次攻打濡须口发生大规模作战，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曹操“四越巢湖”。[⑨]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内，曹操在关中、汉中以及淮南方向都连续用兵，却在荆襄方向保持防御，始终没从这个方向南下。固然有东、西攻而中路守的因素，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急之则相持，缓而后争心生。”

    四、刘备的战略动向

    返过头来看荆襄方向，刘备取得江陵后，开始谋划西取益州。而孙权因为周瑜图谋益州的规划，也在考虑这个事。周瑜死后，孙权曾一度向刘备提出，两家一起进攻益州，想试探刘备的想法。这是题中之义，孙权想图谋益州必须跨越刘备，不摸清刘备的想法，计划根本无法实施。然而刘备早就把益州视为囊中之物，岂容孙权染指。[⑩]

    在忽悠孙权的同时，刘备一直在等待机会。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将要派遣钟繇等人征讨张鲁，害怕曹军攻下汉中后趁势入蜀，于是听从张松的建议邀请刘备入川，想凭借刘备的力量讨伐张鲁、抵抗曹操。刘备正求之不得，率近三万众进入益州，后与刘璋翻脸，于十九年平定益州。

    刘备入蜀攻破刘璋，孙权甚为愤怒，大骂：“猾虏，乃敢挟诈如此”[11]。于是，建安二十年，孙权派遣诸葛瑾入蜀，想要讨还荆州长沙、零陵、桂阳诸郡。刘备当年虽然只是向孙权借了南郡江北部分，但江南部分是周瑜给刘备的，以酬谢赤壁之战的功劳，而南四郡孙权方面认为刘备是在自己默认下攻取的，也算是借的。所以派诸葛瑾讨还长沙等三郡。诸葛瑾这个人还是比较温文尔雅的，孙权派他去谈，表明自己不想和刘备弄僵关系。但刘备试图再次耍滑头，对诸葛瑾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12]在这个事的处置上，刘备极有问题，只顾自己，不顾盟友，必然激怒孙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