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与东北亚专题大家好像不感兴趣啊，虽然还有很多文章，那也暂停一段吧。海瑞是明代有名的清官，近年因为《万历十五年》、《明朝那些事儿》、《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大明王朝1566》等书籍和电视剧的走红，海瑞的形象受到不同的建构，在大家心目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变态。本文拨开那些强加在海瑞身上的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海瑞：海瑞不但是稀世清官，而且是一代能臣。

    当母亲70大寿，他身上的钱只够买2斤猪肉。当他去世时，“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他是海瑞，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却也是“清官无能论”者的一个靶子。

    2006年，一部《大明王朝1566》演活了海瑞，也重新激起观众对海瑞的评论热情。但直到今天，始终缺乏一篇系统的文章来梳理海瑞的政绩、分析其行政能力。

    史书里的海瑞究竟是怎样的，他是否有才干，又是否被明朝重用？本文意在借此话题，梳理海瑞的政治得失与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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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以来，官场上的群臣分化为清流与浊流。浊流者，如严嵩、严世蕃，清流者，如高拱、徐阶、赵贞吉等。若说海瑞，确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视如党派，海瑞又决然不是。他孑然一人，无党无派。

    《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遵循的是民间形象，他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奈何处格格不入之世，抱负难伸。

    但民间形象终归与历史形象不同，历史上的海瑞，是李贽口中的“青松翠柏，栋梁之才”，却被他的政敌批评“胶柱鼓瑟，迂阔无能”。

    海瑞举人出身，没有做到一朝显赫，但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他先后担任南平教渝、淳安知县、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应天巡抚等职，以举人身份有此殊荣，的确是一个奇迹。

    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在琼州参加乡试，他写下一纸《治黎策》，条缕明晰地分析海南黎患，得中举人。尔后，他屡次科举不中，眼看仕途暗淡，只能在福建南平县儒学担任教谕，“笔架博士”的外号就源于这一时期。

    相传：有一次，朝廷的御史前来南平视察，海瑞与两名训导前往迎见。面对御史，两名训导跪地相迎，海瑞却岿然不动，只是行抱拳之礼。三人两低一高，如同一个“山”字、一个笔架，御史大怒道：“安所得山字笔架来？”但海瑞不但不认错，还说：“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

    嘉靖三十七年春，海瑞因功擢升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淳安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山上只出产茶叶、楠竹、杉树、柏树等，平民生活堪忧。海瑞到任后，“初阅册籍，民之逃亡者过半”，而“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贫富悬殊、流民甚多，海瑞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

    在淳安，海瑞做过两件出名的事。

    第一件是惩治胡宗宪的儿子。《明史》记录，胡宗宪之子经过淳安，由于不满于接待规格，他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知道后说：“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于是他命人打开胡公子的袋子，袋中数千两金子没收到县库中，并派人告知胡宗宪。

    第二件，与当时的大贪官鄢懋卿有关。所谓“鄢懋卿，冒青烟”，此人贪婪成性，好大肆搜刮，海瑞任淳安县令时，他是都御史，所到之处，“监司郡邑诸吏膝行蒲服，跪上食。携妾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仪从煌赫，道路倾骇”。但海瑞偏偏不伺候，师爷劝说，警告他有性命之忧，他反道：“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

    过去，人们说起这些，都用来说明海瑞的节俭与清直，其实，海瑞这么做，也与淳安当地状况有关。淳安地小民穷，却由于地处新安江下游，平时多官僚往来，地方上不得不出面进行接待，巡按御史经过，接待费一二百两，巡抚出巡，接待费三四百两，如此下去，开支巨大，这笔开支最终都由百姓承担。海瑞砍掉这笔开支，且厉行节俭，恰恰是用自己的清名做赌，减少百姓负担。

    不仅如此，海瑞还曾参与救灾工作。在《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在淳安赈济灾民，用的是米羹，这一处，编剧刘和平就参考了淳安的历史。民间相传，米羹正是海瑞在淳安抗灾时自创的抗饥食物。

    但早在那时，海瑞就暴露出处事凌厉、打压乡绅的习惯，淳安乡绅受不了海瑞，于是暗中走关系，借霍与瑕之事，使朝廷“另有重用”，把海瑞调到了江西兴国县。可这下又害苦了江西地主和懒政怠政的官僚。

    在兴国，海瑞延续了自己对县官的严加要求，他规定：除“柴马俸粮之外，用里甲一毫，皆为侵民。催征勾摄之外，役里甲一毫，便是不能守己”，违反者，严加处置。此举让县官的“常例”顿时缩水，虽然不能尽除，却已少了十之八九。

    同时，海瑞还坚决革除冗官冗员，在任上，他“革除清军县丞一员，把清军工作责归管粮主簿；革除捕盗主簿一员，把捕盗工作责之典史”，又革除了一员衣锦巡查、一员回龙巡查司巡查、一员县儒学训导以及一半“哨官”等，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兴国行政机构的效率、减少了开支，却也得罪了部分官员。

    与淳安相似，兴国同样面临农民逃窜、人丁凋落的局面，大明朝的社会危机，从这些县城的情况可以管窥，海瑞每到一地，针对地主隐瞒土地的现象，都要清丈土地、核实赋税、安抚百姓，清查的结果总是触目惊心。大明朝这艘巨轮，船舱里爬满蛀虫。

    海瑞大力打击“偷税漏税”让豪强地主不堪其扰，他们与不满海瑞的官吏勾结，豪强出钱，官员出力，为海瑞去跑官，跑省里、跑京城，跑到成为止。结果，海瑞在兴国任职不到两年，就升任户部主事。当地地主弹冠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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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一生的高点在隆庆三年夏，朝廷下诏，命他领右佥都御使，担任应天巡抚。

    应天巡抚下辖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十府，海瑞还负责总督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税粮，掌管了明朝的赋税重地。

    要知道，仅苏州一府七县就有耕地96506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税粮却占全国总税粮的百分之十，达2809000石，可富庶之下，是应天农民的沉重负担，歌舞升平里，平民流离失所而无处申冤。难怪海瑞会感慨：“生至地方，始知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

    海瑞在应天做了一句大事，《明史》里只是寥寥一句：“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但对当地民众而言，这一句的意义胜过连篇累牍的政治斗争百倍。

    他为什么要疏浚河道？因为就在他上任那一年，江南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暴露出太湖水道不畅的问题。嘉靖四十年、隆庆三年，每一次大雨倾盆，就是一次生灵涂炭。到隆庆年间，海瑞判断“黄浦夺淞”趋势无法逆转，确立“由黄浦入海”的方针。

    但“要开吴淞江，除是海龙王”，疏浚河道难如登天，不仅仅是因为地理原因，还有当地多年的官场腐败问题以及治理经费问题。

    永乐年间就有人试图治理吴淞江，但其治理费用被时任工部尚书夏原吉惊称浩大。后来，不少治理者都知难而退。偏偏海瑞迎难而上，“毅然而以身任之”。他亲自视察吴淞江，招募饥民、以工代赈，委派时任上海知县张嵿测量河道、制定方案，工程开始后，他亲自复查，不辞辛苦，两个月内就开疏了八十里的河道，还使十三万饥民度过了饥荒。

    海瑞此举风评如何？一个曾被他打击的大地主何良俊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除此之外，海瑞还疏浚了白茆河、嘉定县夏家口、吴江县长桥、长洲县宝带桥等地，他顶着江南地主集团的压力，办成了这些事，从此“年谷丰登，吴民总赖，乐利无穷”。

    海瑞另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措施是推行一条鞭法。

    史学界早有研究，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首创，早在嘉靖初年，以张璁为首的文官集团就决定推行一条鞭法，但后来多有偏废。

    嘉靖十七年，苏州知府王仪也曾推行一条鞭法，他说：“粮解照田多寡为轻重，凡大小差役，总计其均徭数目，一条鞭征充费雇办，役累悉除。”可是，推行一条鞭法的官员要面对一个老大难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吏徇私舞弊，摊派有增无减，纵然上面初衷好，最后也成为民众的深重负担。

    海瑞新官上任，就把目光对准徭役和各种加派。他颁发《督抚条约》，以雷霆手段促成应天民众负担的减轻。史载：隆庆四年，长洲县徭役银减了九千六百八十八两四钱四分零，吴县减了九千七百五十三两三钱二分零。

    为了照顾无地少地的百姓，海瑞把一条鞭法编银的比例调整为：田粮占四分之三，人丁占四分之一。

    此举又遭到地主阶层的抗议，徐阶甚至为此写信问责海瑞。但海瑞毕竟是海瑞，他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推行新政策，“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

    其实，海瑞自己并不发自内心认同一条鞭法，他盼望“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治安疏》），恢复洪武旧制度，这本质上和一条鞭法存在冲突，张居正不重用他，也在于与海瑞政见不合，他曾写信给海瑞：“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这里就暗讽了海瑞的行政理念不合时宜。

    但海瑞又有他识时务的一面，他内心不认为一条鞭法是长久之策，却肯定了一条鞭法短期内的效用，在兴国和应天，他都推行了一条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