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为了统一思想，盛行文字狱。对文字狱的处理方式在禁、杀、压的总原则下，也不乏一些特殊的方式，而其中最奇特的处理方式就是清雍正、乾隆时期的《大义觉迷录》。

    清朝入居中原以后，一些死抱“华夷之辨”的士大夫，在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朝的思想感情，如康熙时期的浙江“东海夫子”吕留良即是其一。

    湖南永兴人曾静原是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举业在本地教书，人称蒲潭先生。曾静家境贫寒，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对吕留良的宁可削发为僧也不赴清之荐举的高卧事迹及其所著的《四书讲义》、《语录》深为敬仰，于是在其所著《知几录》、《知新录》中多有抒发愤懑的“悖逆”文字。如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义”；“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己矣，砍而已矣”；“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其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诸如此类，都是对清朝统治者的极端仇恨之语。

    雍正五年(1728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到吕留良家乡去访书。此时，吕留良已过世。张熙在吕家抄录了一些诗文，拜访了几个门人，沿途又听到一些贬毁雍正的传闻。雍正帝自即位以来，社会上一直谣言不断，比如说雍正的大位来之不正，是将“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改为“传位于四子”。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造谣，清宫传位遗诏怎可能用汉文而不用满文?这应当是与雍正争位失败的政敌的造谣生事。时又逢天灾人祸，民困人怨，谣传更是蜂起，如说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已上书指责雍正(实无此事)。张熙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使希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了一种将要“变天”的感觉。他决定以岳钟琪为策反对象。

    雍正六年，曾静与张熙商拟了策反信，派张熙前往投呈。张熙由川入陕，路上听人议论都说皇上是好皇帝，不由心中发怵，想到老师教导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决心豁出去。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张熙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拦住正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岳钟琪在轿内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极尽责骂之词；又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这也是当时社会上的谣言之一)，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雍正破例重用的汉大臣，早就遭到部分满洲贵族的忌恨和猜疑；但雍正仍对他格外信任，当然会令他感恩图报。现在竟有人上门投策反信，当他读完策反信后，立即派人密邀陕西巡抚西琳、按察使硕色(均系满人)来署会审。“张倬”心存警戒，无论是套供还是动用大刑，均不肯实说，只说是“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岳钟琪与西琳等人商定后，采取了奇特的一招：次日，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假意与之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见岳钟琪情词慷慨激昂，便信以为真，于是说出了写信人和自己的真实姓名(就是曾静和张熙)及籍贯住址，之后又说出了“同谋”者的情况。

    案情弄清之后，雍正在震惊之余，一面怀着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朱批赞扬岳钟琪，说“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一面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

    雍正六年十一月，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杭奕禄遵照旨意，向曾静等人宣讲清朝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及雍正的“天地之量，尧舜之仁”。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苦流涕，俯首认罪，后来又照清廷的安排写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雍正七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理。成竹在胸的雍正得意地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雍正对此大案的处理方式可真谓奇特。

    特奇之一：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反面材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曾静列举雍正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的“十大罪状”；当然都是曾静道听途说获得的。按理说，这类材料应该严格保密，防止扩散，可是雍正却有意公开，经加工后大作宣传。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让大量“反面材料”(虽然经过《上谕》批驳)公开成书，堪称文字狱中古今一奇。

    奇特之二：雍正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盟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因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当“有功”。

    奇特之三：《大义觉迷录》经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宁、苏州、抗州等地，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去宣传这部奇书，让曾静、张熙现身说法，为雍正作宣传。

    奇特之四：雍正为了显示“大公至正”而听取天下公论，命令各省学臣向所有生员征求该不该治罪的处理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状，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征求公意的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的读书人都“一致拥护”按照“大逆律”治罪。雍正于是名正言顺地裁决：对已死的吕留良等人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判吕留良之子吕毅中等人斩立决；其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者分别判斩监候、流放、杖责……

    奇特之五：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刊印、收藏者都已叛罪了，诸大臣因此提出禁毁；礼部侍郎钱以垲甚至提议禁毁天下所有私蓄家刻之书。雍正却一概不同意。他认为书是禁毁不尽的，不如留给后世辨别是非真伪。在此案处理过程中，“理学名臣”朱轼等人曾对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作过逐条批驳，鉴于《大义觉迷录》都公开印发，于是也请求印发学校，雍正居然也同意了。雍正帝处理曾静“大逆”案已有如上所述五个奇特之处，如果再加上案发之初审问官岳钟琪与人犯张熙盟誓，那就是“六奇”；最后还有一奇，即老子定案，儿子翻案。

    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驾崩。十月，已经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即违背父训，公开翻案。他命令将在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的曾静和在原籍候旨的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他所持理由很简单：“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型，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同时，乾隆还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严禁臣民收藏；吕留良的著作也遭禁毁。乾隆还将流放在宁古塔的吕留良等人的后代，遣送到更荒远的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乾隆为什么刚继位就迫不及待地违背父训，重新处理曾静一案呢?看来他极不赞成雍正对此案的“出奇料理”。

    当初雍正的宽容，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对于谤言的制造者，他下令彻底追查。地方官秉承他的旨意节节追踪，最后追查到已经败亡的允禩集团，据说是允禩身边的几名太监在流放广西、云南途中散播的。这样，雍正打击残余政敌又有了新的借口。

    而乾隆即位时，帝位已经巩固；雍正的政敌们已彻底失败。可是“奇书”《大义觉迷录》在全国流行过程中，又引发出不少新“文字狱”。民间对宫廷内幕不甚了解，《大义觉迷录》中的“反面材料”则为人们的好奇之心提供了猜测的依据。因此，禁毁此类文字材料，杜绝谤言的流传，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本来，禁毁谤书才是封建统治者的一贯立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