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千年岁月积淀，唐诗之美仍在一代代延续与传承，感动后人。存世唐诗的体量究竟有多大？人们通常都认为，涵容了唐朝五代十国所有诗作、“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的清编《全唐诗》，当是唐诗的全部体量。

    然而，现当代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传诵的“唐诗”未必真为唐诗，误收误传者甚多，同时也有许多唐诗遗漏、散落在外。

    最早是何时何人起意收集、整理唐诗？清编《全唐诗》都是货真价实的“正品”唐诗吗？溯其源头，探其脉络，《全唐诗》的前世今生，其实也历经了一场漫长、动态的“接力赛”。古今之人跨越时空的接力整理，才让你读到“正品”唐诗。

    迄今为止，这场接力仍在继续。

    唐诗整理的前尘底色：宋初拉开序幕，明代人热血编校

    唐诗的整理工作起源于何时？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时进在《唐诗演进论》中论述，要追溯唐代诗歌大规模整理工作的源头，“从宋初太平兴国年间编纂《文苑英华》起就拉开了序幕”。

    罗时进指出，南宋的赵孟奎所编的《分门纂类唐歌诗》，以及明朝的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收录的唐诗超过4万首。吴琯编刻《唐诗纪》170卷，胡震亨编纂《唐音统签》1033卷，季振宜编修《唐诗》717卷，都对总集唐一代诗歌进行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明代人的整理，是后来成就清编《全唐诗》的重要基础。明代中叶之后，掀起一股刊刻唐诗的热潮，种类繁多的别集、总集相继问世。别集包括《唐人小集》《唐百家诗》《唐六名家集》等；总集则有《唐诗品汇》《唐诗归》《唐诗类苑》《唐诗纪》等。

    明代吴琯所编刻的170卷《唐诗纪》，被学界认为是唐诗整理史上的一大关键典籍，在清编《全唐诗》编纂史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韩震军，在《〈唐诗纪〉作者吴琯的生平考辨》中论述，《唐诗纪》的成书时间在万历前期，“包括初唐诗纪六十卷、盛唐诗纪一百一十卷，收录作家572人，诗歌8362首(句)，诗以人分，人以世次，同一人名下，诗歌分体排列”。

    根据韩震军的考证，吴琯，字孟白，徽州歙县人，寓居白下，曾游学南雍。吴琯这个人虽然不是什么写作欲旺盛的“原创型选手”，一生撰著较少，但确乎是一位颇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热血”编校者，为保存古籍善本立下了赫赫战功。吴琯与俞策、谢陛、陆弼等人于金陵共同校刻过《古诗纪》156卷、《唐诗纪》170卷、《合刻山海经水经注》58卷，同时辑编有《古今逸史》55种223卷等。

    韩震军认为，明代吴琯编刻的《唐诗纪》成书时间较早，“在唐诗搜集、校勘、辨伪等方面，为清修《全唐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着发凡起例的意义”。

    于宋初拉开序幕，又幸得明代若干人的一腔热血，唐诗的整理，因而在清朝以前奠定了相当理想的时代基础。

    清编《全唐诗》：“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既博且精者矣。”

    在最后真正“荣幸”成为清编《全唐诗》底本的，则是明末清初胡震亨、季振宜的成果。

    胡震亨倾毕生精力编撰《唐音统签》，奠定了其在明代研究唐诗学者中的巨擘地位。胡震亨的《唐音统签》1033卷，以天干为纪，共分十签，甲至壬签辑录唐诗，间加评论；作为第十“签”的《唐音癸签》，33卷，则是胡震亨研究唐诗心得的结晶。

    著名藏书家季振宜，则足足耗费了10年的光阴，将唐诗编纂成《全唐诗》，共717卷160册，收入1859位作者的42931首诗。

    不过说起季振宜，他的运气略显不佳——10年心血差点被粗糙的历史砂石掩埋，并且随之险些被掩埋的，还有钱谦益的一番苦心。

    段晓春在《季振宜〈全唐诗〉流传经过新证》中提到，康熙御制《全唐诗集序》云：“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搜补缺遗。”其中，“内府所有全唐诗”语焉不详。段晓春指出，直到后来内府秘籍公之于众，“‘内府所有《全唐诗》’实为钱谦益、季振宜所递辑，且为‘御定’《全唐诗》之重要工作底本的事实始大白于天下”。

    季振宜的编本，是在钱谦益的残稿本基础上补辑而成的，这一点为很多人所忽视。佟培基在《近三百年〈全唐诗〉的整理与研究》里指出：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武进陶湘受命整理故宫图书，在殿本书库发现了一部《全唐诗》，他著录说：“全唐诗七百十七卷，康熙年季振宜据钱谦益稿本重编，墨格写本，季振宜有序，一百二十册，原藏太极殿……至此这部内府所藏的《全唐诗》才渐露面目。”

    坐拥前人整理编校的良好底子，再踩在明末清初这几位“巨人的肩膀”上，唐诗的整理史，终于走到了重大转折点，迎来了自信登场的清编《全唐诗》。

    罗时进在《唐诗演进论》里有较为清楚的叙述：至清康熙四十四年，在扬州天宁寺开馆编修唐诗，以胡震亨、季振宜二书为基础，再加采补校订，编成《全唐诗》900卷。“此书收诗49403首……其搜罗之广，数量之巨，确是空前的，康熙誉其‘大备’，《四库全书总目》称‘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既博且精者矣’。”

    《全唐诗》是康熙的“大手笔”，为了编校、刊刻《全唐诗》而临时设立了扬州诗局，编校人员由皇帝钦定，康熙命江宁织造曹寅刊刻《全唐诗》，分校者主要是江南地区的在籍翰林，包括侍讲彭定求、编修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潘从律等10人——被称为“扬州诗局十编臣”。按照曹寅奏章的说法，此乃“皇上圣心独运，定为必传之书”。

    等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全唐诗》全部刻成，“装潢成帙，进呈圣览”(《全唐诗进书表》)。康熙四十六年，康熙为全书作序，题额为《御定全唐诗》。

    收诗近5万首，这个令人咋舌的数字，是圣上的得意功绩，也无疑成了清编《全唐诗》至高价值的注脚。

    重编《全唐诗》：需做“加减法”才知存世唐诗的真实数字

    在相当长时间里，清编《全唐诗》堪称阅读和研究唐诗的最主要文献，亦成后人窥探一个气象万千朝代的最佳窗口。

    清编《全唐诗》是历史长河里的明珠，不过自诞生之日起，它也注定是一项遗憾的艺术，标志着后人必须步履不停进行补充研究、重编工程的开始。

    在上世纪40年代，闻一多提出改编《全唐诗》的学术设想；1956年，他的学生李嘉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改编〈全唐诗〉草案》。

    一直致力于重编《全唐诗》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曾在《存世唐诗知多少》一文中写道：唐诗流传过程中歧互传误的情况很严重，而由于成书仓促，清编《全唐诗》弊病颇多；需要做一番“加减法”，方可知道存世唐诗的真实体量。

    陈尚君解释，所谓的“减法”，“一是指《全唐诗》因体例不善而引起的重复收录，如乐府诗既据《乐府诗集》收在书首，又在各人名下收存，谐谑、诗词也有不少重收；二是指同一首诗分别收录在二或三人名下，不免重复统计；三是唐前五代诗多有误收。三部分合计，大约要减去四千首左右。”陈尚君的《全唐诗误收诗考》，考证《全唐诗》中误收非唐五代的诗有600多首。

    罗时进也在研究中提及误收严重的现象。他表示，该问题在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中即已存在。“《全唐诗》编臣补遗七卷，误收之作亦复不少，如补遗六之郑露乃南朝梁陈间人，吴黔乃北宋时人，皆非唐诗所应收。近年蒋寅、陶敏、王兆鹏分别考出戴叔伦、殷尧藩、唐彦谦集中各有数十首元明人诗误入。”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曾提到，清编《全唐诗》出现了一个叫牟融的诗人，名下作品有69首。莫砺锋幽默地表示：“仔细分析、解读，写一篇三五万字的硕士论文是够了。如果真的花了大力气研究，我就要向这位同学致以深切的慰问。因为唐朝，没有牟融这位诗人，这是明朝人造的假古董。”

    误收、重收的“假古董”，必当剔除；而陈尚君所说的“加法”，是指清编《全唐诗》遗漏了大量唐诗，“从乾隆末开始之各家唐诗补遗，至今大约已超过八千首。加减合计，保守估计约是五万三千首，最多是五万四千首”。

    据媒体报道，王重民、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一大批学者，都致力于增补“正品”唐诗，加上徐俊校订敦煌遗诗，现已增补唐诗逾7000首；而佟培基、陶敏、陈尚君等学者，“对《全唐诗》互见误收诗之考证，剔除误收诗逾2000首”。

    接力长跑：走近唐诗容易，成为唐诗专门家一辈子还不够

    1960年，中华书局点校出版了《全唐诗》。值得注意的是，前面的点校说明作者名字为“王全”。事实上，“王全”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位先生的“合体”——“王”，是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全”是当时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傅璇琮，“璇”谐音为“全”。

    彼时，那篇点校说明就指出了《全唐诗》的缺陷，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等，王仲闻与傅璇琮明确道出他们的心声：“这部《全唐诗》实有重新加以彻底整理的必要。”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外编》，旨在辑补中华书局版《全唐诗》(包括日本学者的《全唐诗逸》)收录的不足之处，原则上与《全唐诗》不重出，为唐诗研究者提供新见之诗人与诗篇。

    《全唐诗外编》由四种唐诗补遗之作合编而成：王重民《补全唐诗》和《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

    之后，中华书局请陈尚君对《全唐诗外编》进行完善工作，加入其《全唐诗续拾》，于1992年合版为《全唐诗补编》。

    陈尚君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修订工作负责人。著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唐代文学丛考》《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等。

    陈尚君从1981年起就开始作唐诗的搜罗考证。《全唐诗补编》是他在1982年至1987年间的著作，199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补编》全书三册，共收诗6327首，句1505条，约为《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诗人1600多位，其中新见者900余位，接近《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钱锺书也曾阅读并批点过《全唐诗补编》。

    光阴逐水流，初心不改。陈尚君经常公开表达现今的工作重点和心愿：致力于《全唐诗》的校订新编，重新写定全部唐诗文本，即完成《全唐诗》的新本。

    2017年的一场文化讲坛中，陈尚君说：“走近唐诗很容易，即便专门一些的知识传授，其实一节课也可以说完，至于要真正成为唐诗专门家，大约一辈子还不够。明年是我读研，也就是走向唐诗专业研究道路四十周年，虽然没有像样的成绩，但至今仍然沉浸其间而乐此不疲。”

    唯有持续做好“加减法”，才能知晓存世唐诗的真实数字。然而，“加减法”背后意味着一条艰辛长路。古人今人的接力整理，造就了《全唐诗》跨越时空的意义，帮助后人读到原汁原味的“正品”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