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豪赌2000万两白银，与洋人争夺生丝定价权的故事，并非由《红顶商人》创造，却因它而谬种流传，其实都有种种前史。

    比如清人欧阳昱(1838-1904)在《见闻琐录》就写道：

    “某年新丝将出，(胡雪岩)遣人通天下收买，无一漏脱者，约本银2000万两，夷人(洋商)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向胡说。愿加利1000万买转此线，胡谓非1200万不可，夷人不肯。……至次年新丝出，胡邀人集资同买，谓再收尽，则夷人必降服，必获厚利。……然无一人应者。于是新丝尽为夷买，不复问旧丝也。胡急甚，反托人向夷人说愿依初议买，不复应。复婉转言之，夷人曰，必欲卖，非损本800万。折一年息金不说，2000万两出，1200万两归，家资去其大半。”

    通篇读下来，一个拉着同行要收拾洋人的爱国商人形象呼之欲出，可这第二年，继续邀请人一起买尽新丝的胡雪岩，没有得到同行的响应，最终洋人买光了新丝，把他搁在了干岸上，最后赔了个底儿掉。

    与其说这是一段历史记录，不如说是作者采信的一篇关于国民性的寓言，中国商人面对外国人的不团结，领头者的尴尬，跃然纸上。

    然而， 这事儿也不是真的。

    上海《申报》1881年6月24日报道：

    “(生丝价格)今日三百数十两者，明日即昂至四百余矣，又隔宵而五百余矣……”

    当月，胡雪岩购入生丝3000包，也就是说，在价格的高涨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胡雪岩进了场，而根本原因，其实是对大趋势的一个判断。

    美国商人白尔辣1883年9月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及：

    “从光绪二年(1876)至六年(1880)，上海每年出口生丝，最低的一年为6万5千包，最高的一年为8万5千包。光绪七年(1881)则降至5万5千包;光绪八年(1882)更降至5万包。今年(1883)可能连4万包都不能超出。”(《浙江档案》刊张学勤《胡雪岩破败的真正原因》文引)

    换句话说，就是上海出口的生丝正在逐年减少，白尔辣给李鸿章的解释是一种名为“粒瘟”的蚕瘟病在产区蔓延导致产量减少，但是他的预测，明显并没有成为现实。

    如下表所示，1882年—1883年度上海的生丝出口只比上年减少了3000包，下一个年度就又恢复了5万包的规模。

    具体地解释一下，就是胡雪岩对生丝的囤积，对于整个上海的生丝出口的影响确实有，但是并没有很多国人想象得那么大，比如1882-1883年度发欧洲的蚕丝，确实减少了2000包左右，到印度的少了800包左右。

    我们知道，蚕丝上市是季节性的，往往是在每年农历六、七月上市，过了中秋节，货源渐少，而当时东西方的交通主要通过帆船运输，所以，哪家洋行的货品能够赶得最早到欧洲上市，就可以在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卖出高价，因此，在上海的洋行也非常急于更早抢货。

    胡雪岩的第一笔就投在了1881年度的新丝上，1882年5月，他的存货达到8000包;1882年10月，达到14000包，也就是说，他真正的大规模囤积，是在1882—1883年的蚕丝年度，但是他在一年间11000包的疯狂吃货，也不过是将上海的出口总额拉低了3000包而已。

    那么，生丝的价格到底有没有如愿疯涨呢?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一个现实的天花板限制呢?

    先回答后一个问题，天花板其实就是伦敦交易所的丝价。

    上表的单位是海关担，即133磅，1包蚕丝=0.8海关担(133磅)=106.4磅，一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

    1873年，伦敦丝价是1英镑2先令6便士，折合白银是3.6986两，1海关担的生丝价格是491.91两，比上海价格430两，多61.91两。

    1881年，伦敦丝价是15先令，折合白银是2.95了两，1海关担的生丝价格是392.45两，比上海价格380两，多12.45两。

    1883年，伦敦丝价是15先令6便士，折合白银是3.1两白银/磅，1海关担的生丝价格是412两，比上海价格420两，少8两。

    这个数字，验证了美国学者斯坦利(John C. Stanley)在《晚清财政》中写道的：

    1882年9月，每磅生丝已经涨到17先令4便士，超过伦敦交易所的价格16先令3便士，出现严重的倒挂。

    简言之，1882-1883蚕丝年度的生丝价格存在严重的价格倒挂问题，我们也可以计算一下这个极端价格：

    上海：460两，伦敦：432两。

    以上海的高位价格减去胡雪岩出手的价格，即(460-380)*2000+(460-362.5)*13000=1,427,500两。

    大体约等于英国总领事给国内报告中提及的胡雪岩损失的35万英镑，按照时价兑换率，其实是140万两白银左右。

    换句话说，英国人《商务报告》中所谓的“损失”，其实只是胡雪岩折价清仓之后，少赚的数量，而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损失，毕竟英国人如何能知道胡雪岩究竟花了多少成本来收购这些生丝?

    其间的中间商的剪刀差，很难量化，按照《吴兴农村经济》中的描述，就是：

    “同为一两之丝，育蚕农民所得，不及商贩所入之十一，在蚕农因为丝价年年皆好，衣食不缺，已为莫大幸运;在丝商转手之间，利益何啻倍蓰。”

    作为丝商的角色，只以胡雪岩最擅长的金融业务而论，就可以大幅降低收购成本。

    以生丝主产区湖州为例，蚕农由于资本单薄，往往需要向丝商借预付款，这种贷款期限为2、3个月，利息一般为10%(这个不是年利率)，即“贷钱一千息一百……责偿毋许逾三月。”(《湖州府志》)借款期再长些，利息就要翻番了。

    综合考虑之下，这场生丝大战，胡雪岩还真不能算输，首先，在综合因素之下，中国丝商确实实现了价格倒逼，产地价格甚至高过了消费地价格;其次，胡雪岩的囤货“贱卖”，只能说是少赚，实在算不上什么严重亏损，基本上就是以1881年的上海丝价，将自己从产地囤积的货品出了手，这之中，少赚自然是免不了的， 是不是赔了钱，还真不见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