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公认曾国藩能识人，会用人。做好此二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千难万难，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超越个人的好恶，认识到人才的优缺点，将其配置到合适的位置。

    曾国藩曾对幕僚赵烈文如此说过：“世言储才，不知第二、第三等人可求而储之，第一等可遇不可求。当其成就，虽小小局面，亦必应运而生数人。既得其人矣，性情又不同，趣向又有远近，才识备矣，复须济之以福泽。”

    一个带团队的领导人，不能奢望一流人才自然长成，并投奔自己的麾下供驱使。能够寻求到二流、三流人才，善加培育，量才使用，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统率者。而这个统率者必须要客观、中立，不要以为谁的性格对自己的脾气，就重用谁。

    以曾国藩对待丁日昌为例。曾国藩当两江总督时，丁日昌在他手下先后当过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可谓是其辖区的大员。曾私下里对丁的个人品德评价是很低的。

    同治六年五月，赵烈文和曾国藩聊天时，把丁日昌这种的官员斥为“伪徒”。而曾国藩赞同赵烈文的看法，还进行“补刀”，说丁日昌前不久自作主张印皇帝的语录和几年前因公殉职的胡林翼的文集，发给下属，并寄给曾国藩以博取上司的欢心，因为他知道曾国藩素来敬佩胡林翼，肯定会赞同他的行为。曾对此评价为“其无识可笑”。

    同治六年九月初四，师生两人又在密室月旦人物，曾对赵烈文相当信任，所以说话很放得开。两人提到新徐道（应是指咸丰十年由淮徐道改为淮徐扬海道）道员高悌，曾对其评价道：“诈人也。与丁日昌为同类，顾好名而能做事，诈为善，虽诈不能不取。”继而喟曰：“安得有人乎，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若辈知好名犹足为善，吾与李少荃在，若辈鳞甲不致全露，然亦极意笼络之，又不可使見痕迹。甚矣用人之难矣。”

    曾国藩一生推崇一个“诚”字，讨厌虚伪、奸诈之徒。而丁日昌却正是为了政绩、名声喜欢耍花招、做表面文章的诈人。比如他在江苏布政使和巡抚任上，为了显示勤俭节约下令民间茶馆卖茶每碗不超过5文，发布禁书名单不许民间流传“暴力、情色书籍”。可他能办事，曾国藩明知道其诈还不能不用他。而且必须能够驾驭、笼络住他，这种驭人之术不能露出痕迹。

    如果作为一个没有官职的大儒，曾国藩完全可以不与这种诈人来往，甚至可以公开批评和挖苦，如后世章太炎对当世大佬那样。但他是大学士、两江总督，是坐断东南的第一重臣，不能以私人情感行事，而必须从朝廷的大局出发，用人所长。不久以后曾国藩奉旨去天津办教案时，向朝廷奏调丁日昌从江苏前来为自己帮忙。

    他看重的就是丁日昌“能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