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7年2月6日,是宋仁宗嘉佑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正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岁除”,又称除日、除夕。如果能穿越回那天的东京城,我敢保证,你一点穿回现代的心都没有了。站在御街往北看,宣德门城楼在夜色中巍然耸立,空气里弥漫着烧炭的味道,熟悉的爆竹声从宫中传来……当你冷汗直冒,心想“都穿越回古代了还躲不开放鞭炮”时,可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下一秒,你就会被一群从正北方向涌来的化妆游行队伍吓呆。
迎面向你走来的是“大傩仪”队伍。队伍中充斥着镇殿将军、判官、门神、钟馗、土地神、灶君……各路神仙,浩浩荡荡千余人。他们大多由皇城司的亲事官、诸班禁卫装扮而成,戴着面具,踩着音乐,直奔南熏门而去。这是每个岁除皇宫必须举行的仪式,用意在于驱妖赶祟。“神仙”们列队前进,一路将妖魔鬼怪赶出宫城(“驱祟”),直至走到外城南熏门外转龙弯,再将鬼怪埋起来(“埋祟”),大傩仪宣告结束。
东京市民是否上街观看大傩仪不得而知,光家里的事就够他们忙活的,想必没什么时间上街看热闹。若走进寻常百姓家,怕是没有多少人顾得上招呼你。各家各户早已里外打扫一新。全家人里外忙成一团,忙着贴门神,贴桃符,祭祀祖宗……简直一刻都停不下来。餐桌上摆着屠苏酒、术汤(苍术汤)、索饼(面片汤)、五辛盘(五种辛辣的蔬菜)和百事吉(柏枝、柿子和桔子)。其中屠苏酒相传是华佗研制,做法是将大黄、白术、桂枝、花椒等一并浸入酒中。人们相信饮下此酒能解毒辟秽,将旧岁的晦气一扫而尽。平日里饮酒,通常是长者先饮。只有在岁除引用屠苏酒时,才会调换次序,从年幼者开始饮起。让幼者先饮,蕴含长辈对后辈满满的心意。
没法去路人家里蹭饭?京城各大寺院忘不了您。每逢岁除,寺院们都会摆下宴席招呼各路宾客,称为“浴残年”。苏轼那年二十二,正好在京应举,住在太平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院内。虽然正月六日就要考试了,想必他也短暂放下书本,加入岁除之夜的欢喜庆祝中。那是没有人能拒绝的喜庆之景。
“是夜,禁中爆竹出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
守岁风俗最早记载于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中,“终夜不眠,以待天明,谓之守岁。”岁除之夜,家家户户围炉而坐,通宵守岁。为了打发长夜漫漫,大人耐心给小孩讲故事、猜谜语。士子们则通常会诗兴大发,纷纷在此时写下诗句。王安石曾有《除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总之一切好的坏的,脏的丑的,都要在旧年最后的一天被系数赶走,好痛痛快快地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在宋朝,尚没有过年、过春节一说。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三大节日便是元旦、寒食和冬至,官府逢此节庆都会放假七天。岁除之后,元旦来临。报晓声后,百姓们便早早起床,穿戴一新,往来亲友家拜年。倘若是官宦之家,要拜年的家数太多,只能委派仆人带着名片前往,权当亲自拜年。即使是贫民之家,仍会穿上自己最干净的新衣,彼此把酒言欢。
元旦当天,朝廷下令当日免收公私房租,更允许京城百姓“关扑”三日。“关扑”是一种以实物为赌注的游戏,极为刺激。除了元旦、寒食、冬至三大节外,其余时间关扑均属违法行为。关扑具体规则如下:当买家看中一样商品,可以通过赌博来代替购买。通常是赌钱币的正反面,买者若赌赢了,商品分文不要拿走;若赌输了,则必须照价给钱,商品却不能动。
朝廷允许关扑之日,城内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参加关扑,尽管畅想那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吧!城内随处可见关扑的人群,关扑者通常会“歌叫关扑”,通过吆喝声来招揽行人。马行街、潘楼街等热闹去处都搭起了彩棚,棚内陈列珠宝首饰、衣衫鞋袜、花朵玩物等日用品,任人关扑。舞场和歌馆的欢声笑语不绝入耳,车马在街上挤成一片。而各大寺院刚撤下岁除的宴席,又摆开了大斋会来吸引游人。至于皇宫内的大朝会,正在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和宫外的狂欢景象比起来,大朝会的繁冗无趣简直让人懒得多提。
当元日的夜幕降临,贵族妇女纷纷走出深宅大院,纵情游走于市井之间。其中更不乏观看或参与关扑的,进入勾栏观看演出的,走进酒店饮酒作乐的,真真是不亦乐乎。民间妇女也都放下手中针线,《岁时杂记》记载说:“京人元旦皆忌针线之工。故谚有:‘懒妇思正月,馋妇思寒食’之语。”平日里的勤劳主妇,终于有充分的借口,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任性节日。
回到本初,不管是岁除还是除夕,是元旦还是春节,所谓辞旧迎新,无非祛除旧岁的晦气,迎来新年的清净。回到一千年前,同样是放爆竹、守岁、贴桃符、拜年这些固定动作,不同的却是环境和人心。当高楼取代山川河流,手机屏幕取代繁星满天,红包变成微信里的抢一抢,相对而拜变成微信群发,人们不再相信爆竹能祛邪,日行千里都不再是神话……哪还能找回一千年前的节日氛围?春晚才不过经历三十年便已显露疲态,何况这古老的元日习俗?
按照宋朝惯例,地方官员除非任期已满或奉有特诏,不能离开任职所在地一步,所以到了冬至和春节期间,他们没办法亲自进宫,但是却要给皇帝写贺卡,并将贺卡提前半月寄到京城。换句话说,宋朝地方官员是通过寄贺卡的方式为皇帝拜年。
贺卡有固定格式,全是用四六骈文写成吉祥话,读起来非常肉麻。比如说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在杭州知府任上寄给宋哲宗的新年贺卡是这样写的:
月临天统,首冠于三正;气应黄钟,复来于七日。君道浸长,阳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遍物。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时成;问孝西清,日将旦而群阴伏。蛮夷奔走,年谷顺成。岂惟四海之欢心,自识三灵之阴赞。臣祗应诏命,恪守郡符,身虽在江湖,颜不忘于咫尺。敢同率土,惟祝后天。
在这份贺卡中,苏东坡夸哲宗“清明在躬”、“仁孝遍物”,“蛮夷奔走”、“年谷顺成”,既英明神武,又仁厚慈爱,自从登基以来,将西边的西夏跟北边的大辽收拾得服服帖帖,国内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粮食多得吃不完。
写这种贺卡的时候,苏东坡未必是出于真心,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过分虚伪、过分肉麻,可是他还不能不写,因为每一个地方官员都要写,不写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
《宋会要辑稿》礼志第八章第二节《正旦贺朝仪》详细记载了宋朝京官进宫拜年的礼节:
大年初一,凌晨五点,宋朝最大的宫殿大庆殿外,殿南的空地上站满了文武百官。
在赞礼官的引导下,宰相、副相、枢密使(国防部长)迈着方步进入大殿,走到丹墀之下,然后排成一排,躬身站立,宰相居中,副相和枢密使分列左右。
在赞礼官的引导下,皇太子也走进大殿,他走到宰相、副相和枢密使的前面,选一个靠近御座的位置,躬身站好。
大殿外面,其余官员接受点名,然后按照品级鱼贯入殿。
所有官员入殿之后,赞礼官走到丹墀之下,向空无一人的御座高声通报:“警毕!”然后就有一个大太监双手捧着一面金牌跑入后宫,向皇帝通报人已到齐。这时候,皇帝才穿着蟒袍缓缓出来,走到御座前坐下。随侍太监甩一下响鞭,“啪”的一声,整个大殿立即寂静下来,连咳嗽声都听不到。
赞礼官走到御座前面,给皇帝磕四个头,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然后退到一旁,躬身站立。
皇太子带头,宰相、副相、枢密使、文武百官一起躬身,齐呼“万岁”。赞礼官朝他们喊道:“起居!”他们就一起跪下为皇帝磕头。
赞礼官又喊道:“再拜!”皇太子及百官再次磕头。
如此这般反复磕头,直到磕完九次,皇帝会微微点一下头,这时候赞礼官喊道:“奉旨放仗!”太子及百官集体谢恩,躬身却步退出大庆殿,为皇帝拜年的大礼宣告完成。
拜完年,天已大亮,百官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呢?不是,因为他们还要接受皇帝的赐宴,还要陪皇帝观看教坊司艺人的演出。
皇帝赐宴的礼仪也是非常繁琐的。按《宋史》第113卷记载,皇帝赐百官饮宴的时候,他自己要坐在正殿,面南背北,单人单席,坐龙椅,用黄绫当桌布;太子、亲王、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各部尚书以及进京述职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地方官也坐在正殿上,不过不再是单人单席了,而是聚餐制,每四人或者六人共用一张餐桌,每人坐一个绣墩,用红绫当桌布。这些餐桌分成东西两排,太子、亲王和勋贵们坐东边那排,宰相、副相、枢密使和各部尚书坐西边那排。
级别稍微低一些的文官武将没有资格在正殿吃饭,只能去偏殿,偏殿里的餐桌比正殿里的餐桌矮一些,座位也比正殿矮一些。当你从庄严肃穆的正殿来到觥筹交错的偏殿以后,你会发现偏殿里的吃货整体上比正殿里的吃货矮一头,这当然不是身高的原因,而是坐具偏低的缘故。
级别最低的文官武将连在偏殿吃饭的资格都没有,得去外面走廊里就座。他们的餐桌最矮,坐具也最矮——每张餐桌旁边铺四条毡席,大家只能跪坐在餐桌旁边吃喝,好像穿越到了跪坐盛行的隋唐以前。
品级不同,所用的餐具也不一样:“殿上器用金,余以银。”(《宋史》卷113《嘉礼四·宴飨》)宰相、副相、枢密使、皇太子等核心人物陪皇帝在大殿之上进餐,用的是金杯金碗,其余官员在偏殿和走廊里进餐,只能用银杯银碗。
司马光《居家杂仪》:“贺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儿孙在家要经常向长辈请安,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磕四个头,到了冬至和大年初一磕六个头。
还要“唱喏”。什么是唱喏?其实就是有礼貌地打招呼。打个比方说,电影里的太监见了慈禧,扯着公鸭嗓高喊一声“老佛爷吉祥”,就是唱喏。宋朝话本《西山一窟鬼》里的小学生在放学时候跟私塾先生告别:“教授早早将息。”意思是老师您早点儿休息,也是唱喏。包括老外见面随口说一声“Good morning”,在宋朝都可以归类到唱喏里去。
磕头唱喏是晚辈给长辈拜年的规矩,如果是平辈之间互相拜年,就无需磕头了,只需要作揖或者“叉手”就行了。
叉手可不是指十指交叉,而是用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去抓右手的大拇指,将左手大拇指高高翘起来,再将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向左下方平平伸开。两只手这样交叉以后,还要悬在胸口,但是不能贴身,要跟前胸保持一点距离,好像是要护住心口一样,这样的礼节就是叉手。
叉手是宋朝男士跟陌生人见面时常用的礼节,该礼节比作揖要轻一些,比磕头就更轻了。百姓见官员要磕头,晚辈见长辈要作揖,而在摸不清对方的身份和辈分之前,叉手是最安全的行礼方式,既能表示客气和尊重,又不会显得过于客气和尊重。
当然,叉手的时候也要唱喏。比如说宋朝两个平辈论交的年轻人在大年初一那天碰了面,他们会停住脚,隔着两三尺的距离相向而立,互相跟对方叉手,边叉手边说:“开正纳吉!开正纳吉!”这是宋人过年时常说的吉祥话,意思是新年到了,希望您吉祥如意。
年夜饭的主食以米饭、汤圆和饺子为主,南方过年吃米饭、汤圆,北方过年吃饺子。可是在宋朝,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年夜饭的主食都是“馎饦”。
馎饦是一种形态古怪的面食,做法简单:将面粉加盐加碱,和成面团,搓成长条,掐成小段,然后放进手心,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按住,使劲一搓,搓成一个个猫耳朵形状的小点心,最后放在羹汤里煮熟。
宋朝年夜饭餐桌上还有一种果盘是必不可少的,时称“百事吉”,做法也很简单:用柿子和橘子堆成一个小小的金字塔,柿子在上,橘子在下,然后在金字塔的中间插入一支柏树枝。柏枝、柿子、橘子,合成柏、柿、橘,谐音即为“百事吉”,寓意美好,在新年的一年中,百事吉祥,万事如意。
宋朝饮食特别讲究装饰美,年夜饭尤其不例外。宋朝人过年,喜欢把水果、蜜饯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点心挂在假山、木架或者盆栽植物上面,就像西方的圣诞树一样,这在宋朝叫做“插食盘架”。
压岁钱在宋朝不叫压岁钱,而是叫做“随年钱”。
“随年”有两种含义:第一,在过年的时候发放;第二,根据对方的年龄发放。
《旧五代史·刘铢传》载:
刘铢每亲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数百步外方止,肤体无完者。每杖人,遣双杖对下,谓之“合欢杖”;或杖人如其岁数,谓之“随年杖”。
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宰相刘铢专横跋扈,常用大棍打人,有时候双棍齐下,称为“合欢杖”;有时候根据受刑者的年龄来决定打多少,叫做“随年杖”。在这个典故中,“随年”即是根据年龄的意思。
中国台湾的朋友给小孩子发压岁钱,忌讳发奇数。比如说8元、10元、100元都行,不宜发给7元、9元、99元。中国大陆无此忌讳。
宋朝人给小孩发压岁钱更不忌讳奇数,因为他们是按小孩的年龄来发的。小明今年虚岁10岁,发给他一个10元的红包;小芳今年虚岁11岁,发给她一个11元的红包。年龄不全是偶数,压岁钱自然也不全是偶数。
北宋高僧道原编写的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载有一则典故:
昔有施主妇人入院,行众僧随年钱。僧曰:“圣僧前著一分。”妇人曰:“圣僧年多少?”僧无对。
大概是过年的时候,有一位女居士进庙拜香,为众僧发放压岁钱。一个和尚大言不惭地说:“女施主,我是圣僧,你要多发给我一份!”女居士问他:“您这位圣僧今年多大了?”和尚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和尚为什么要张口结舌呢?因为当时的压岁钱一向是按照年龄来发的,即便是圣僧也不例外。他想让人家多给他一份压岁钱,人家自然要问他的年龄是不是要比别人大一倍,而他不敢在年龄上撒谎,只好默默无言了。
这则典故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年龄决定了压岁钱的多少——这也是宋朝人之所以将压岁钱叫做“随年钱”的关键原因。
在宋朝,铜钱的购买力并不算高。宋仁宗在位的时候,一文铜钱的购买力就相当于现在的五毛钱。一个十岁的孩子去拜年,人家给他十文压岁钱,折合人民币才五块钱,所以说跟现在相比,宋朝小朋友的压岁钱实在是有点儿少。不过宋朝还有一种压岁钱是跟年龄无关的,那就是宋朝后妃为皇子挂在床头上以镇压邪祟的那串压岁钱。据《武林旧事》描述,这串压岁钱乃“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也就是将一百二十枚金币串在一起,串成沉甸甸的一大串,祝福皇子福寿绵长,整整活到一百二十岁。
陆游小时候去亲戚家里拜年,就得到过这样的压岁钱。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陆游又不是皇子皇孙,他怎么可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呢?”原因很简单,陆游虽非皇亲国戚,但他能跟皇亲国戚攀上亲戚——陆游的姨妈嫁给了吴越国王的曾孙,而宋仁宗的第十个女儿秦国公主嫁给了吴越国王的孙子,这样一来,陆游的姨妈就成了秦国公主的儿媳,而陆游去给姨妈拜年的时候,自然也要给公主拜一拜年。
陆游六岁那一年,过年的时候,去姨妈家里走亲戚,见到了他姨妈的婆婆,也就是这位秦国公主。公主一瞧,这小孩虎头虎脑很可爱,就跟陆游聊天,陆游问一答十,反应敏捷,还给老太太磕头。老太太高兴坏了,给陆游发红包。发的什么红包呢?“饼茶一銙,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饼茶就是小茶砖,銙就是皮带扣,饼茶一銙,就是像皮带扣那么大的一块小茶砖。个头很小,但那可是贡茶,是皇帝送给老公主的礼物,老公主又把它送给了陆游;“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自然是一百二十枚小金币串成一大串,挂到陆游的脖子里,给陆游当压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