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7月13日，巴黎迎来了不多见的酷暑，国庆庆典的喜庆气氛遍布全城。恰逢此时，李鸿章率领着浩大的清廷代表团抵达巴黎北站。在停留巴黎的数日，他下榻大饭店、在爱丽舍宫会见时任法国总统菲利克斯·富尔、出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庆阅兵式、登上了埃菲尔铁塔……一百多年后，旅法作家、翻译家边芹沿着类似的路线，以一名窥探历史之影的后来者的视角，探寻一个多世纪之间文明变迁之路。

    当时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也”

    1896年的李鸿章，其实是处于“下野”的状态。花费半生气力组建海军的李鸿章深知大清海军的真实实力，因此在甲午战争中“主和”导致“贻误战机”，战败后前去马关议和，受到了主战派持续不断的弹劾。因此，1896年，李鸿章只剩下了协办大学士一个虚职。

    但是洋人十分看重他，1896年沙皇登基，点名邀请他出席加冕典礼。虽然年逾古稀，他也有一颗周游世界的心。他自己这么说：“各国都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喜欢与我面谈，耳闻不如一见，藉此游历一番，看看各国景象，可作一重底谱。”

    因此，他率领着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出使”欧美。主持签署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十分痛恨日本，这次出行，却又要先到日本登岸，之后转乘欧洲邮船。李鸿章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不履仇人之地，秘书、参赞再三劝说，也不为所动。无奈之下，最后在两艘轮船之间，搭了个移动浮桥，方才完成转船。

    李鸿章抵达巴黎之前，也在德国停留了一些时日。他在那期间，会见了“铁血宰相”俾斯麦，二人惺惺相惜。

    1901年年底，梁启超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书著成。在该书中，他根据当时国外报纸的报道，将李鸿章与俾斯麦的对话翻译如下：“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　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忧民，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有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矣。”

    当时，整个柏林都十分期盼这位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造访，因为坊间热传李鸿章要为战败不久的中国军队购买装备。1896年7月10日，法国主流大报《费加罗报》转载了李鸿章停留德国期间当地报纸的漫画，是这股热情的有力证据——在该漫画中，李鸿章坐在工厂烟囱放出的烟云上，戴着孔雀毛帽子，头顶基督教圣贤般的光环，脚边环绕着满满的钱袋子。另一边山头上，古罗马商圣引领着欧洲人民争取来自东方的订单，法国和德国一个拿着火药，一个举着装甲舰……该漫画的解说词也有力地呼应了主题：“东方的敌人来了，欧洲人民，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把你们最珍贵的商品卖给他！”

    关于李鸿章筹办洋务、不惜一切代价组建北洋海军，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中，李鸿章可能是领导着中国参加这场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的唯一一人。”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李鸿章称为当时的世界四大伟人之首，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唐德刚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

    李鸿章自认为自己是“大清的裱糊匠”。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打仗，但都是纸糊的老虎……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对付。”他身处“两千年未有之变局”，灭捻军，办洋务，建海军，战败屈辱议和，堪为当时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也”。

    历史呈现的另一幅面孔

    身着黄马褂、戴着缀有孔雀毛的圆顶帽子、出入上下由仆役搀扶、圆眼镜后冷静但稍显“逃遁”出离的眼神……这是依据当时法国媒体的报道勾勒出的李鸿章形象。

    他率领着包含随从、亲属、厨师、医生等人员的庞大代表团，浩浩荡荡地抵达工业化加速腾飞的象征、1864年才扩建完成的巴黎北站。随后若干天，李鸿章乘坐马车途经拉法耶特街，在大饭店下榻、完成重要会见。出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庆庆典，登上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他也参观了博物馆、美术馆。

    纵然是李鸿章的后人，也很难揣测他在这些地方停驻时内心的真实想法。边芹选择以一场“两个人的旅行”——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让纸页上记述的历史与追溯者行游的脚步看似重叠在一起”。当时法方对于李鸿章来访的档案记录少之又少，可以参考的资料就局限于当时的新闻报道了。

    在《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以下简称《寻找李鸿章》）一书开头，边芹写道：“其时（1896年）正是‘盛世’的巅峰时刻，无论是接待者还是来访者，处在他们所处的历史高峰和谷底，都难以想象百多年后追寻他们足迹的后来者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73岁的李鸿章从巴黎北站下车，在场的人被他的高大震慑。由于当时的报纸都说他有两米高，时至今日，关于当年的传说也常常会附上“李鸿章身高两米”的字眼来吸引眼球。7月20日，他登上了当时发行量超百万、法国第一大报《法国画报》的头版，是该报1944年停刊之前，除了欧洲的君主们以外以个人肖像，尤其是东方人的个人肖像作为封面的唯一一次。

    近代以来交战数次，辉煌难再的“东方睡狮”和处于“盛世”的巅峰时刻的“高卢雄鸡”终于以和平的方式遇上了，并且借由年逾古稀的李鸿章的出访，迸发出或是耀眼或是耐人寻味的小火花。

    比如，在李鸿章下榻大饭店前两天，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提前几天过来“踩点”。法方为代表团预订了2个饭厅、6间沙龙、30余间卧房。在李鸿章及其代表团抵达法国的十天前，法国国会针对接待事宜，着实争论了一阵子，最后确定采用高规格，并拨出专款。然而，当时有媒体对这样的高规格表示质疑，认为浪费上百万民脂民膏用于接待，是对纳税人的亵渎。法国政府最终只得在媒体上公布了接待细账，总价不超过8万法郎。

    边芹在走访大饭店时发现，由于二战期间丢了很多资料，现在存留的档案记录的主要内容是李鸿章一行人自己做饭吃。与李鸿章一起到达巴黎的还有柳条编的笼子里的活鸡（为了有新鲜鸡蛋吃）。停留巴黎期间，不管法方习惯怎样，李鸿章自带的厨师们每日凌晨3点就开始起床做饭。

    李鸿章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不同于西方人友好地正视对方，他的圆眼镜后面疏离且飘忽的眼神，被当时的新闻报道解读为“傲慢”、“狡黠”。

    饮食习惯、社交礼仪等“冲突”或差异虽然无法提升到宏大叙事的层面。但这些“冲突“或差异以花边新闻一般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另一幅面孔。

    窥探历史之影的后来者

    边芹重走李鸿章当年的路线，第一站自然是中国代表团抵达的第一个地方——巴黎北站。她写道：“虽然几经改造，19世纪搭起的原坯却并没有被破坏，巴黎的老火车站还有几分时钟停摆在一个精致时刻的感觉。”

    第二站是大饭店。大饭店建成于1862年，位于塞纳河右岸的闹市区。建成大饭店的过程，也是法国巴黎迎着世博会的节奏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因此，当时的大饭店，好比欧洲争相攀比建成的一系列酒店中的巨无霸，集中了19世纪末一系列顶尖设施，比如电梯、电灯、客房内浴室等。

    在大饭店公关部有关人士的帮助下，边芹发现，当年李鸿章及其代表团成员们停留过的地方，已经或多或少地变了——当时的正门已经变成了现在少有人使用的边门；当年上下行李、办入住的院子已经成为半温室花园、半咖啡馆、半大堂的所在；曾经使用过的重要物件（比如轿椅）也随着大饭店家具的定期更新而踪影全无。但是，李鸿章当年居住过的王子套房现在依旧是迎接重要客人的地方。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样的寻访，让后来者从中品读出怀古的意味。

    李鸿章抵达巴黎的日子，恰逢法国国庆期间。当晚（7月13日），热闹非凡的露天舞会在多处上演。但是中国代表团无人参与这场狂欢，他们大多通过窗户冷眼旁观这场难得一见的欢庆。

    7月14日是太不寻常的一天，也是李鸿章访法期间安排格外密集的一天。

    当天上午，李鸿章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部长、历史学家汉诺多，会见十分简短。紧接着，富尔在爱丽舍宫接见了他。用过午饭后，他参观了那一年国庆的阅兵式。从后来的资料看来，虽然中方代表团早就确认了参观国庆阅兵式的行程，但是富尔在当天上午会见李鸿章的最后，还是郑重其事地邀请他前来观赏阅兵式。这次会见，在场的还有外交部部长、部长会议主席、海军部部长等，可见军事在当时的突出作用和重要地位。第二天的《吉尔·布拉斯报》中写道：他要看看我们的士兵，我们的海军，我们的大炮，我们的军舰，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军火库。

    下午的阅兵式在隆尚跑马场举行。除了承办阅兵式这样的重大庆典以外，该跑马场当时大多都承办赌博性赛马活动。借由疯狂的资本游戏，这样的赛马活动让很多人趋之若鹜。

    阅兵式开始后，李鸿章的马车才到。他身着绣着大幅图案的金外套加蓝袍子，在一众色彩严肃的西装中间，分外显眼。从当时媒体的反应来看，本次阅兵式因为有中国代表团的“围观”，原本年年重复、新意不多的军事庆典多了不少欢乐。比如，每逢掌声响起，就有人十分期待中国人面露惊讶之色，因为料定他们在国内见不到这样的世面。但是根据《费加罗报》的描述，中国人面对这种场面看起来不动声色，更绝的是李鸿章在阅兵的鼓乐声里打了一小会儿盹，步兵经过时产生的“噪音”才把他吵醒。

    1889年，埃菲尔铁塔竣工。在铁塔施工、建设的过程中，反对的声浪仍是一波高于一波。但是法国刚刚摆脱了普法战争战败的耻辱，为了扬眉吐气地宣示国力，就像突然变富的家族一样，总得留下一两样特别的物件作为物证。尤其是这样高大的铁塔（324米）还是当时世界独一份。这个世界第一，建成后迅速成了巴黎乃至法国的象征。

    自然地，中国代表团也被邀请参观埃菲尔铁塔。不同于传统说法中李鸿章的拒不登塔，边芹通过综合《巴黎回声报》等各种报纸上的报道以及其他资料后发现，李鸿章在中午12点之前就已经在铁塔下面了。上塔前简单参观了一下维持铁塔运转的机房“机器走廊”，带着他“永远不变的讥讽的微笑”，对巨大的钢铁建筑几乎没有看一眼，立刻就走向升降梯。《高卢人报》记载，李鸿章在升降梯里依旧一点儿也不激动。他被巨大的“机械匣子”送上了二层——95米，脸上的线条终于稍微舒展了些，等候在一旁的记者们把这一微妙的表情变化解读为“激动”。和此行其他宴请一样，在这顿海拔95米的二层餐厅，由汉诺多操持的午宴，依旧未能让李鸿章动一动筷子。

    在法国期间，中国代表团送出和收到的礼物也着实让后人津津乐道。因为没有什么比待人接物更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甚或一个文明的风格的了。《费加罗报》公开的礼单显示，李鸿章送出的礼物以绣件和景泰蓝为主，光绪送的礼物有一小半都属于国宝级别。

    根据法国外交部档案室的记录，法国总统回送给光绪的礼物包括两幅博韦国家制毯厂生产的挂毯，塞尔夫国家瓷器厂生产的大花瓶、两支可以射杀老虎的猎枪、一幅油画、一只音乐盒。边芹在法国北部博韦城走访后发现，所谓的国家制毯厂总共只有120人。“我穿过这座因织毯而留名的小城时，感到了一城的寂寥和由距离撑扩的娴雅。”李鸿章收到法方的回礼包括：一幅油画、一对喇叭形花瓶、和光绪一样的两支可以打虎的猎枪。

    收到法方的礼物后，李鸿章出席了总统府晚宴，并且延续坚持了一路的只出席不就餐的惯例，让当时的媒体着实诧异了一阵子。

    李鸿章曾获邀出席1900年巴黎世博会。但是他并未履约。因为巴黎世博会启幕的时候（当年4月），正是庚子之乱的“高潮”，他本人也处于外放两广的任上。1900年10月，有法国记者采访李鸿章，见他住处一片狼藉，他本人身着破旧皮衣，精神尚可。翌年9月，经过长达数月的讨价还价，终于签署了《辛丑条约》。当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