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检索文献，会发现在中国多个地方有尧的传说。除山东菏泽外，河北的唐县和邢台隆尧、晋南的临汾、江苏扬州的高邮等地，都有与尧相关的文献记载与遗迹。可是，汉代皇室在认祖归宗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尧文化的传说地，而单单将菏泽成阳定为祭祖地呢？

    壹.国宝重光：发现尧陵和成阳城

    2006年春，菏泽市胡集镇尧王寺村村民王克春在村子西南角一个废弃的土坑取土时，不经意间挖出了一块青石残碑。石碑上部凿刻出两条气势遒劲的盘龙，下部刻有清晰的文字。王克春从小热爱历史文化，直觉告诉他这块青石残碑绝非等闲之物。于是，他托人将这一重要发现报告给了菏泽历史文化研究所的潘建荣先生。潘先生闻讯立即赶赴现场。当看到青石碑上汉代隶书特征明显的四个大字“中山夫人”时，潘先生欣喜若狂，深感此次发现意义重大！他推断残碑很可能是《水经注》中提到的尧妃中山夫人碑，这件文物的发现，有力证明了《水经注》“尧陵”、《汉书》“尧冢”就位于尧王寺。与之互为佐证的是，2004年春北京市文物队原队长赵广林先生在陈楼村东徐河东侧河道北壁上发现有一道夯土城墙的断面。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潘先生很快将青石残碑与《汉书》《水经注》等文献记载的尧陵与成阳城联系起来。

    2007年春，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和牡丹区文物管理所联合组队，对2004年发现城墙的区域进行初步勘探。勘探结果印证了大家之前的判断：这里确是一座古城遗址；而这座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阳故城。2008年4月，在山东省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疑似古城址和尧陵遗址进行了专题考古调查工作，出土遗存再次证实了两处遗址的性质。

    贰.硕果累累：丰富遗存印证史书

    成阳故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遗址大部分深埋于地下。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城垣顶部最高处距地表仅有0.3米。城址南北长690～700米，东西宽约1457米，面积100余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天安门广场大小。城垣外有环壕。城内发现有大型夯土台基、内城城墙等重要遗迹。

    城垣建于春秋时期，汉代大规模向上、向外补筑，之后又经多次修补。到金代，城墙已经完全废弃。从城墙始建年代及其补建、使用过程推测，此处城址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汉代成阳城，隋唐时期为雷泽县治所所在。

    《水经注》记载：“今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如今，东距成阳故城1公里恰恰就是发现“中山夫人”尧陵石碑的尧王寺村。2008年4月上旬至8月初，考古工作者对尧陵遗址进行了初步试掘，发现它是一处堌堆遗址，平面为圆形，中间高高隆起。遗址历经新石器、商、周、汉、金、明、清等多个时期。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层中，考古工作者都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商代晚期发现有房基、灰坑及小型台基，出土了石钺、残圭、镰、刀、斧等；汉、金时期发现有灰坑及垫面，出土有建筑残瓦，其中在1座金代灰坑中发现了大型建筑构件——施釉鸱吻，说明当时这里有寺庙建筑。遗址最下层、也是最早地层为龙山文化堆积，这也与文献中记述尧舜所处的年代吻合，看来古史所记尧在菏泽一带活动的说法并非臆造传说。

    关于成阳城的位置，《水经注》云：“成阳在雷泽东南十余里。”《大明一统志》“兖州府曹州下”条记：“成阳故城在曹州东北六十里。”万历《兖州府志》、明《山东通志》《大清一统志》均明言成阳故城在曹州东北六十里。考证这些文献记载，成阳（雷泽）故城就在今菏泽牡丹区东北胡集镇胡集、陈楼两村一带。

    《汉书·地理志》“济阴郡成阳县”条下，班固写有注文：“有尧冢、灵台，《禹贡》雷泽在西北。”从这里我们知道，西汉时期，成阳县就已经有尧冢、灵台了。东汉末年，皇帝大修尧陵和尧母庆都陵，为后人留下尧庙碑、帝尧碑、尧母灵台碑、成阳令唐扶碑和汉廷尉仲定碑。这五通碑不但记载了尧陵、尧母庆都陵的布局，还明确指出二陵都在成阳城附近。

    汉朝皇帝之所以大修尧陵，是因为他们自称帝尧后裔。《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载，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泰山出现“大石自立”奇观，眭弘（西汉人，因为通晓经术而做了议郎，官至符节令。——编者注）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有“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字样。其实，在眭弘正式提出“汉家尧后”的观念之前，它早已成为汉朝民众的普遍共识。《汉书·高祖纪·赞》提到，汉宗室刘向赞颂刘邦“汉帝本系，出自唐尧，降及于周，在秦做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宗室对“汉家尧后”的认同。《汉书·刘向传》载：“黄帝葬桥山，尧葬济阴。”认定了“尧葬成阳”后，汉朝皇室就大规模对尧陵进行修缮，对整个尧陵区进行建设，这才有了“尧陵五碑”的树立。

    对于尧陵，汉代历任皇帝均遣使进行礼仪隆重的祭拜活动。《后汉书》记述，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派使者在成阳灵台建唐尧祠。这是成阳尧陵设祭的首次明确记载。此后，东汉光武帝时，不断有议者建议由地方官、皇帝修葺祭祀成阳尧陵；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东汉安帝东巡狩时，派使者前去成阳祭祀唐尧；桓帝、灵帝时，先后遣济阴太守孟郁、廷尉仲定等人整修成阳尧陵，使之一度达到极大规模。

    叁.手铲释书：汉帝为何在此祭祖

    如果我们检索文献，会发现在中国多个地方有尧的传说。除山东菏泽外，河北的唐县和邢台隆尧、晋南的临汾、江苏扬州的高邮等地，都有与尧相关的文献记载与遗迹。而在这些地域中，山东菏泽和晋南影响最大。《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冀方即冀州，晋南曾属古代冀州的范围。近年来，随着晋南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不少学者认为它与“尧都平阳”的记载在地域和时间上双双吻合。

    那么，汉代皇室在认祖归宗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尧文化的传说地，而单单将菏泽成阳定为祭祖地呢？依据文献记述和考古发现，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⒈濮阳东部、菏泽一带当时为天地之中。冯时先生通过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书《保训》的研究认为：“舜所求测的天地之中，地在濮州、范县、鄄城、定陶一带。”并指出这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的观念完全一致。

    菏泽地处鲁西，与豫北、豫东相接，历史上曾被称为“兖州”。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华北平原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2005年，河南省考古研究字在濮阳发掘了一座东周时期的古城址，面积约916万平方米，城墙顶部覆盖3～5米的淤沙，城墙底部距今天地表已有十多米深。201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菏泽定陶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西汉晚期的“甲”字形黄肠题凑木椁墓，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不过，长时间的黄河淤积，已使该墓封土淤埋深达11米。黄河的改道迁徙对菏泽地区环境变迁影响最大。但是，尧陵和成阳城由于地势较高，河患影响相对较小，尧陵陵园在北魏时期仍然保存较好。考古发掘证实该城直到金代才完全废弃，明代以后才被黄河淤沙掩埋。

    考古学者的工作成果，不仅印证了“汉家尧后”的文献记载，也为我们勾勒出汉代以前菏泽地区的生态、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与今天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这一地区水网密布、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汉代以前这里是“天地之中”，可谓名副其实。

    ⒉早期文明的发展。龙山时代，鲁西豫东北所在的古河济地区遗址密集，表明这里人口众多、社会发达，文明化程度较高。以菏泽地区为例，第三次文物普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多达148处，是山东地区龙山文化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而且这里是黄河泛滥最严重的地区，还有大量遗址没有被发现，实际数量应该远多于此。濮阳也是如此。大规模、高密度的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充分说明河济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成为一个欣欣向荣、四方辐辏的文明区域。

    ⒊文化同源的推测：尧舜禹应同处于一个地域，是同一种文化。菏泽所在的鲁西地区在龙山时期归属于中原文化圈，属于后岗二期文化的范围。这在菏泽十里铺、安丘堌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明确反映。以十里铺遗址为例，龙山时期的陶器以灰色为主，常见绳纹、篮纹、方格纹等纹饰，器型以深腹罐、甗，高领瓮、钵、盆为主，鼎的数量较少。这些文化特征与山东中东部典型龙山文化时期使用的素面磨光黑陶器形成鲜明对比，却与河南安阳后岗、濮阳戚城、汤阴白营等地的后岗二期文化十分接近。龙山时代正是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菏泽地区呈现出与中原文化一致的面貌，个中原因，值得深思。然而，在早于龙山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菏泽地区却与中原文化相异，属东夷文化圈。

    ⒋传说的佐证。菏泽一带存在大量与尧舜禹有关的传说。

    《说文解字》云：“陶，再成丘也，在济阴。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关于“舜耕历山”。“历山”《上博简》容成氏写作“鬲山”，《楚简》作“鬲丘”，《清华简》写作“鬲茅”。潘建荣推测其演变过程应是：鬲丘—鬲丘山—鬲茅山—鬲山—历山。《史记·五帝本纪》有“舜耕历山、渔雷泽”的记载，《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

    《禹贡》在兖州条下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的记载，同时还有“作十有三载”。这与“禹抑洪水十三年”（《史记·河渠书》）和“禹湮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的记载相一致。

    结合考古发现的丘类遗址和古文献中的“丘”，我们发现，它们与《禹贡》兖州条目下的“是降丘宅土”都处在豫东鲁西地区。可以说，考古资料反映的洪水现象与古代文献记述大体一致。虽然文献中尧舜禹的传说颇多神秘，所说不一。我们相信，随着成阳故城、陶丘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古雷泽一带考古遗址调查的深入开展，这些传说将被考古逐一还原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