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

    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元狩四年春，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此次战争的目标是寻求在漠北一举聚歼匈奴单于主力。为此，汉武帝给卫青、霍去病分别配备了5万骑兵。两军出塞时，官、私马匹达14万之多。同时，还有数十万步兵及转送辎重的民夫跟随在后。

    此战过后，匈奴远遁，汉朝也在一段时间内无力发动大规模北伐。可见，元狩四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攸关国运的战争，而卫青、霍去病则是被委以重任之人。追根溯源，卫青、霍去病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与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的转向有关。

    卫青的出身并不高贵，如果从最初的社会身份来看，他的人生轨迹本不会与王朝命运相联。卫青的母亲卫媪是平阳侯妾（一说为阳信公主家僮），与给事侯家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下了卫青。卫青少年时在郑季家被使唤牧羊，嫡母所生的儿子们将其视作奴仆。但有人给卫青相面，预测他会官至封侯。卫青笑笑说：“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成年后的卫青，担任平阳侯家骑。

    卫青命运的转折，缘于同母的姐姐卫子夫得幸于汉武帝。但不久，皇后为打击卫子夫，将卫青囚禁并准备杀掉。在友人公孙敖的帮助下，卫青才得以逃过一死。在此后的征战岁月中，公孙敖亦成了卫青的长期战友。汉武帝听闻皇后欲杀卫青之事，便召卫青为建章监、侍中，后又任命为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卫青被拜为车骑将军，与李广等四军并出，攻击匈奴。在此战中，其余三军皆无所获，唯独卫青出上谷郡至笼城斩获数百人。这次战役是马邑之谋后，汉武帝主动发起的首次大规模战役。在诸军皆败的情形下，卫青的获胜对于汉武帝战争信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成为他迅速崛起为军事统帅的一个重要契机。

    这里要说一下马邑之谋。元光二年，汉武帝采纳雁门富豪聂壹的计谋，引诱匈奴攻马邑城，设伏30万兵力试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单于引兵入塞后，发现了这一计划，遂退回本土。从此，汉匈关系破裂。

    匈奴对汉朝的强势地位，是由秦汉之际的冒顿单于奠定的。在头曼单于（冒顿单于之父）统治时期，匈奴一度受制于秦朝、东胡和大月氏。冒顿杀父自立后，乘楚汉战争时期边塞空虚，收复河南地，并统一了蒙古高原。刘邦曾亲率32万人迎击匈奴，冒顿单于佯装败走，将汉朝骑兵及部分步兵引至平城，出动40万骑将刘邦围困在白登长达7日。后来，刘邦贿赂单于阏氏（单于后妃），方得解围。

    此后，从汉高祖至汉景帝，汉朝大抵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是，匈奴对汉朝政策多有反复。除经常劫掠边境外，汉文帝十四年，匈奴还曾大举进犯、逼近长安。汉朝随后移民塞下，加强边境守卫。在汉初的70年间，占据主动地位的是匈奴。战争或是和亲，基本由匈奴决定。

    汉武帝登基后，力图改变汉初以来的汉匈关系。汉武帝曾对卫青说：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意思是说，变更制度和出师征伐是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二者最终指向的是大一统。这一席对话同时表明，汉武帝将卫青视为实现这一宏伟志向的同路人。

    辽东到敦煌，汉朝建完整攻防

    失去祁连山，匈奴漠南无王庭

    在匈奴的政治地理概念中，其地分为中、左、右三部。左、右两部分别在单于领属土地的东方和西方，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都骨侯。

    元光六年，卫青出上谷，打击的是匈奴左部。此后，卫青的作战对象转向中部和右部。元朔元年秋，卫青率3万骑出雁门郡，斩首数千。这是汉武帝兴兵与匈奴作战以来的最大战果。次年，卫青出云中郡西至高阙，迂回到陇西。此战意义十分重大，不仅驱逐了白羊王、楼烦王，而且夺回河南地，移民10万设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关中地区的直接威胁。汉朝设置朔方郡后，匈奴年年攻击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以左、中、右三部全线作战方式予以报复。

    卫青对匈奴的打击，还促成匈奴内部最高统治权的变更。军臣单于死后，左谷蠡王发动政变自立，此即伊稚斜单于。伊稚斜单于击破军臣单于的太子，迫使其逃亡汉朝。伊稚斜单于代表了匈奴内部与汉朝激烈对抗的势力，故汉朝和匈奴之间最激烈的战争基本上发生在伊稚斜单于统治时期。

    元朔五年，汉军在卫青的率领下在匈奴右部开辟战场，匈奴右贤王仅与一爱妾及数百骑溃围北逃。凭此战之功，卫青进号大将军。次年，卫青两出定襄，与匈奴单于直接对战。正是在这一年，霍去病封侯。

    霍去病是卫青另一个姐姐与霍仲孺所生之子，18岁时以皇后姐子身份任侍中，后在卫青军中为票姚校尉。在元朔六年的这场战争中，霍去病率轻骑脱离大军寻找战机，斩单于大父，俘季父、相国、当户，斩首及捕获2280人，进而被封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霍去病成为骠骑将军，出陇西远征。汉军骁勇精锐将士皆配于霍去病，极大增强了长距离野战的能力。此役，霍去病所部过焉支山，往西达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从北地出击，越过居延海，然后南下祁连山，继续打击匈奴右部。在汉军持续的打击下，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浑邪王杀掉休屠王，率部归汉。汉朝将浑邪王、休屠王故地设为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为了巩固西线的胜利，还迁徙关东贫民72万，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

    汉朝获得河西四郡，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意义重大。第一，河西四郡设置后，青藏高原上羌人和蒙古高原上匈奴人的联系被斩断了。第二，汉朝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通道，汉朝烽燧一直往西北延伸。第三，河西地区由游牧社会转向农业社会，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中心，对北魏的汉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匈奴也因失去河西地区而面临很大损失。一首流传下来的匈奴歌谣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在击破匈奴右部后，单于所部的侧翼暴露在汉军面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汉武帝发动了元狩四年的北伐。伊稚斜单于获悉汉朝出兵的消息后，采纳降将赵信的建议，将精兵置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所部出塞千余里，与单于相遇。卫青以武刚车环绕结营，派出骑兵正面迎战；匈奴亦派出骑兵冲击汉军。此时，太阳隐没，大风刮起，两军陷于风沙中，汉军从左右两翼围困伊稚斜单于。单于看到汉兵多且强，便率数百骑突围向西北逃亡。黄昏时分，汉军与匈奴大战，双方损失惨重。另一边，霍去病出塞2000余里，攻击匈奴左部，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斩俘7万余人。

    经此一役，匈奴“漠南无王庭”。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地，均被汉朝占据。之后，汉朝从令居至敦煌一线修建长城，敦煌以西至于盐泽修建亭燧，又以60万塞卒戍守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后来出土发掘的居延戍军简牍文书，时间断代从汉武帝太初三年一直到东汉时期，从中可见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汉朝一直稳固地控制着西北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营建西北地区的长城和亭燧之外，汉朝还修缮旧长城，在包头、呼和浩特一线设置内城、外城的防御工事。由此，从敦煌到辽东，汉朝建立了完整的攻防体系。

    另创体制，容纳“汉匈一家”

    以戈止武，农牧“走向统一”

    汉朝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对匈奴降人依然另创体制予以容纳。匈奴右部河西地区的浑邪王降汉后，汉武帝将其部众分为各个属国。属国都尉为最高军政长官，匈奴游牧民在属国内“依本国之俗”，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见诸史籍的属国有西河属国、北地属国、上郡属国、金城属国、天水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

    而在匈奴内部，遭受汉朝的打击后，最终分裂成“五单于并立”的局面。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汉宣帝于甘泉宫，“赞谒称臣而不名”。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昭君出塞，汉朝和匈奴之间恢复和亲。在包头等地出土的墓葬中，瓦当有“单于和亲”的汉文字样。可见，“汉匈一家”的局面已经为汉匈双方所认可。

    汉武帝时代所致力的大一统，到汉宣帝时得以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得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也成为西汉后期儒家追求改制、实现太平世的重要基础。经过汉朝几代皇帝的持续努力，“不外夷狄”的天下构想最终实现。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方八部拥护日逐王为单于，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单于入居云中，后转迁到美稷，分其部众于东汉边郡，助东汉守边。而为了避免北匈奴的劫掠，东汉和北匈奴保持“合市”，互通有无。但不久，北匈奴遭受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南面的南匈奴联合攻击，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

    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命汉军四路出击，逐击北匈奴。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率师出塞三千里，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扬汉军功业。此役，北匈奴20多万人降汉。永元三年，汉军出居延，将北匈奴单于包围在金微山，北匈奴被迫向更远的西方迁徙。此时，汉匈之间近300年来断断续续的攻防之战，终告正式结束。

    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汉匈之间的“缠斗”和互动隐含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

    秦朝之时，农业社会相对强大，农牧分界线不断往北推移。汉初，匈奴强盛，又恢复了此前的农牧分界线。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反映了双方实力的角逐与矛盾的激化。而边疆的冲突对于南北政权而言，都可能引发内部的统治危机。

    如果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在汉、唐之际，是以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一统来完成的；在农业社会政权力量衰微的时代，则是北方政权通过直接占领宜农宜牧区、强迫南方政权以岁贡等方式建构和平关系来实现的。

    从政权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主轴之一是南方农耕区政权和北方游牧区政权的对抗。但从中华文明体的角度来看，则同时包含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协商机制。双方常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柔然与北魏，吐蕃、回纥与唐，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鞑靼、瓦剌与明朝，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汉匈关系显得尤为具有意义。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它为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提供了开创性的相处模式：由对抗而协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统，几乎涵盖了后世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汉朝无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不将游牧社会纳入，中华文明难免就会局限在农耕区。最后，可能会同历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体那样，生命力难以长久，文化创造也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司马迁撰写《史记》之际，正处于汉朝和匈奴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但对于匈奴这样一个大敌，司马迁还是从族源的角度表达了认同。他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汉匈合为一家的重要观念基础。自此，“汉匈一家”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奉行的至高理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