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元璋的历史形象，一直以来都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

    正史往往将他塑造成仁义的明君，野史则把他描述成残忍的暴君。清人赵翼就曾困惑地评价道：“盖（大概）明祖（朱元璋）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不少现代人也因为这种矛盾而产生了误解，认为有关朱元璋的“黑材料”都是清代官方的刻意“抹黑”。

    不少现代人把朱元璋形象的“丑化”归结为清朝官方所为，尤其将矛头对准了“禁书修书”的乾隆帝。

    但事实上，从明仁宗洪熙朝开始，朱元璋的历史形象就已经出现了每况愈下的趋势。

    在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形象无疑是俊伟光鲜的。明朝的官修史书《明太祖实录》就称赞他是五帝之后，带有圣人基因。明初的文人士大夫更是在《洪武圣政记》等私人著述中吹嘘他德行高尚，功绩震古绝今。

    而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朱棣又进一步将这种个人崇拜推向了高潮。在永乐朝成书的《天潢玉牒》中，不但罗列了朱元璋礼贤下士、勤奋好学、徐怀纳言等优秀品质。还记录了大量有关朱元璋的神异事件，试图利用“天命所归”的暗示，把朱元璋的个人形象“神格化”。

    除了极力美化朱元璋外，《天潢玉牒》还特地把朱棣的生母说成了马皇后。这种与史实不符的记载，反映出该书浓烈的政治倾向。

    洪武朝对朱元璋的各类溢美之词尚可理解，毕竟他终结了元末乱世，创造了和平的局面，国计民生都因此得以复苏。再加上朱元璋喜好严刑峻法，大搞政治迫害，文人出于避祸的心理，也不敢妄谈国事。

    但永乐朝对朱元璋的夸大吹捧就颇值得玩味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朱棣起兵时打出的口号就是恢复洪武旧制，另一方面则源于朱元璋和朱棣在作为上的相似性。

    朱棣很清楚，褒扬太祖就相当于褒扬自己，抨击太祖就相当于抨击自己。所以，永乐朝吹捧朱元璋的风气超过了他在世的洪武朝，达到了历史顶点。

    和朱元璋一样，朱棣在位期间不仅事业有成，同时也杀戮了大量政治异见者。

    不过，明朝对朱元璋的这般吹捧也就只维持了约半个世纪。自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开始，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洪熙朝到成化朝的六十多年间，虽然文人士大夫仍然对朱元璋褒扬有加，但批评的声音也逐渐流传开来。

    永乐朝以后，明仁宗和明宣宗为了重建士大夫阶级的道德标杆，平反了深受朱棣迫害的建文朝大臣。原本被封禁的建文朝著作，也随之得到了解禁。这些著作揭露了朱元璋在位时期的不少冤案，对后世评价洪武朝的政治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例如，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就涉及了大量洪武朝的“黑材料”。它披露了洪武十五年发生的“空印案”，提及了许多朱元璋不纳忠言、乱杀谏臣的史实。这些事件株连甚广，被杀和被流放的官员达数千人，但洪武、永乐朝的其他史料（如官修《明实录》）却视若无睹，没有加以记载。

    方孝孺的著作揭露了洪武朝的很多未载于正史的“黑幕”。

    伴随着对建文朝臣子的平反，尤其是明代初叶那种紧张的政治风气逐渐松弛，文人士大夫不但有了阅读《逊志斋集》一类黑材料的机会，还大量以之为依据，用来批评朱元璋时期专断暴戾的执政风格。

    特别是正统朝发生“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政治日趋腐朽，国家实力逐渐衰微。文人士大夫阶层受此影响，不再沉溺于对皇帝的个人崇拜，反而试图从前朝事例中寻找经验教训。从很多当时留下的论述里可以看出，中明的文人士大夫表面上批判的是朱元璋，实际上是想用朱元璋的例子警示本朝皇帝。

    自明英宗以来，明朝皇帝昏招迭出，致使文人士大夫不得不反思过去一味给皇帝“捧臭脚”的政治风气。

    当然，这些关于朱元璋的“黑材料”也并非全无问题。特别是有关洪武文字狱的记载，存在明显的夸大，甚至互相矛盾。后世有关洪武文字狱的大部分故事来自于《朝野异闻录》和《闲中今古录》一类的野史。现代明史专家经过对大量不同史料的分析，除了发现洪武文字狱确有其事外，也从这类野史中发现了不少杜撰的故事。

    而且越到这段“平反浪潮”的后期，对朱元璋的杜撰式“抹黑”越严重。尤其是在中晚明，出现了肆意篡改书籍的风气，导致文人有意在原有史料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把朱元璋丑化为一个粗俗的流氓。相比前期的客观还原真相，后期的朱元璋形象已经变得惨不忍睹。以至于著名明史专家陈学霖认为：“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史料不宜轻信。”

    讽刺的是，到了十六、十七世纪，随着明朝北部边疆的战局日益吃紧，特别是明亡以后抗清形势的需要，文人士大夫对朱元璋的评价再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成了一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英明形象。这也使得明代朱元璋的形象，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