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学的是西洋文学系，属于文科。那个年头，外语还不怎么吃香，而在中小学中，外语也不是必修课。如此一来，季羡林所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当时就属于鸡肋专业了。

    文科生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在乱世中，文科生就更吃亏了。而季羡林的专业更是令他屡屡碰壁。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季羡林的叔父正好也下岗，一家人全指望季羡林找到工作，从而负担起家计。所以，季羡林在自己的日记中不止一次写道，一定要“不择手段”地去抢一个饭碗。

    可就是如此，他的工作也仍然没有着落。季羡林其实已经很不挑剔了，他觉得只要能有收入，不管工作好坏，先干着再说。可用季羡林自己的话说，他是一毕业就立刻“倒了霉”。一个堂堂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在民国那样大学生稀缺的年头都找不到工作，也确实够倒霉的。所以，季羡林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当时真是“无地自容”。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却意外有了收获。季羡林的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回母校教国文。对于这个邀请，季羡林有喜有忧，陷入了两难。

    喜的是，自己总算有了工作，还是铁饭碗。而且，当时济南高中的月薪是将近两百元。两百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大学助教也就100元不到。很多人熬了几十年、熬到了大学教授，也不过月薪两三百元。而一般人家的保姆或人力车夫，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超过十元。像茅盾、徐志摩这样的大家熬到月入200元也挺不容易的，而季羡林一出校门就有这样的待遇，绝对是令人羡慕嫉妒恨了。

    忧的是，季羡林学的是西洋文学，要他教与自己学的专业方向完全相反的中国文学，这能行得通吗？他担心自己教不了几天就会被扫地出门，颜面全无。可最后，现实的困境还是让他决定放手一搏。

    进了高中教学以后，季羡林发现，教国文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困难。他虽然学的是西洋文学，可由于他平时经常写散文给各大媒体投稿，不时地在各大刊物上发表文章。所以，季羡林这个西洋文学出身的学生在旁人眼中竟然成了作家。这么一来，季羡林教起国文来，自然也就有了“权威性”。

    当然，后来他也知道，其实自己以西洋文学这样的专业能进济南高中教国文，还是托了派系斗争的福。当时，校内派别林立，互相倾轧。校长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就找了原本毕业于济南高中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回母校任教。这么一来，这些毕业生是校长招进去的，自然要在日后的派系斗争中站在校长这一边。

    当然，在这方面，季羡林既然是既得利益者，他也就没什么意见了。若非如此阴差阳错，他恐怕还在职场上四处碰壁。后来，教了一段时间，刚好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季羡林就把握住机会，出国留学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