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过元宵节，除了赏灯风俗，还有驱邪祛病的“走百病”风俗。

    明代《帝京景物略》“灯市”条载：“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

    明清两代元宵节风俗相近，清代的《帝京岁时纪胜》有更详细说明：

    “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持香辟人，曰走百病。凡有桥处，三五相率以过，谓之度厄，俗传曰走桥。又竞往正阳门中洞摸门钉，谶宜男也。”

    可见，“走百病”的活动主体是妇女，形式是群游。

    古代反映市井生活的奇书《金瓶梅》，写到元宵节时两次写到“走百病”的活动（分见第二十四回和第四十六回）。

    每次“走百病”，众妇人都让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陪伴着放花炮放烟火，第二十四回把“走百病”称作“走百媚儿”。

    可见对潘金莲等人来说，“走百病”固然有驱邪祛病的意义，但她们“走百病”也是为了借机外出游玩一番，借机展示一下自己的美丽。

    据《武林旧事》，白绫袄儿乃是元宵节妇女常穿的衣服：“元夕节物，妇人……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

    第二十四回潘金莲、孟玉楼等人“走百病”也正是如此打扮的，所谓“月色之下，恍如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

    潘金莲她们来到街市上，所见街景是“香尘不断，游人如蚁，花炮轰雷，灯光杂彩，箫鼓声喧，十分热闹。”

    身处这种热闹欢乐的气氛中，加上自身打扮的美丽，潘金莲等人兴致很高。 但兴致最高的是仆妇宋惠莲。

    当潘金莲向孟玉楼、李瓶儿提议“走百病”时，不相干的惠莲主动提出“也携带我走走”。

    她是最着意打扮自身的一个，众人已经要出门，惠莲偏要让大家等她换衣服，接下来以极光鲜亮丽的打扮出现在众人面前：

    “换了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袄儿，白挑线君子，又用一方红绡金汉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子”。

    在随后的游玩行走中，惠莲又是最活跃的那一个。

    “左右见一对纱灯引导，一簇男女过来，皆披红垂绿，以为出于公侯之家，莫敢仰视，都躲路而行。那宋惠莲一回叫：‘姑夫，你放过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过元宵炮仗我听！’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来右去，只和经济嘲戏。”

    在“走百病”中，为什么宋惠莲特别积极也特别兴奋呢？对于她而言，“走百病”仅仅是节日祛病的一项活动或是与大家一起游玩这么简单吗？

    惠莲是以上灶媳妇的身份而与西门庆勾搭成奸的，她好胜虚荣，常常忘形地想要抬高自己的身份，往往引起西门庆妻妾的打击。

    就在元宵节前不久，惠莲在牌桌旁议论孟玉楼等人掷骰子的好坏，被玉楼斥责“有你甚么说处”，登时“飞红了面皮，往下去了”。

    然而惠莲的好胜心虚荣心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消减，这表现在她不断的以各种方式争取自己的地位。

    正月十六日西门庆合家赏灯吃酒时，惠莲“不得上来”，她坐在穿廊的椅子上嗑瓜子，对小厮呼来喝去，给了自己一个“主仆之间的位置”——穿廊。

    这一位置相当微妙，既非“上边”西门庆诸妻妾和大丫环所处的位置，也不同于“下边”忙着弄酒弄菜的厨房。

    这样一个主仆之间、不上不下的位置也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惠莲所能为自己找到的最高的位置了。

    但这样的位置毕竟不是惠莲所甘心的，当她竭力要随金莲她们一起“走百病”，身处一种外部活动空间时，她是在为自己寻找一种不同于家庭空间里的可能性。

    这，首先是从游人的目光中体现出来的。

    在白色仙女般的众妇人中惠莲的打扮算得上出挑，可以想象，当游人的目光从惊叹艳羡转为不敢仰视，甚至“躲路而行”时，惠莲无疑获得了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对惠莲来说，这一刻她与潘金莲、孟玉楼处在了同一个位置，而这恰恰是最能满足她的好胜心与虚荣心的，是对她在家中屡屡受挫的极大抚慰。

    不过这也进一步激发了惠莲的好胜心，她要争取的不仅仅是在陌生人的眼中的地位，更要真正在潘金莲、孟玉楼这些人面前与之“平等”。

    惠莲此后的行为，不论是与陈经济嘲戏还是故意吊鞋显摆自己的“金莲”之小，都是针对西门庆的宠妾潘金莲的。

    “金莲”对彼时的妇女而言与容貌同样重要，潘金莲以“金莲”小而著名，孟玉楼也以脚小而得到西门庆的认可，惠莲在“走百病”的过程中有意让丫环乃至西门庆的众妾都注意到她的“金莲”比潘金莲的还要小，便是从另一方面压过了潘金莲。

    在这一场合，在对潘金莲的压服中，在使得孟玉楼、潘金莲都“一声儿没言语”时，惠莲的地位达到了她所能达到的顶峰，其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她的快乐也就超越了同行的一切人的快乐。

    《金瓶梅》，真实而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