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属,深和送离“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象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间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

    原诗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杜牧》

    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

    但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对于这种意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处,故总而命日《江南春》

    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前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景象,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千里范围内,各处阴晴不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还需要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

    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维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明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帝在中国历更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的时代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其实,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

    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讨厌。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脂,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代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偶而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余恕诚)

    杜牧（公元803－约853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号称杜紫薇。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诗人。（来源：中书省别名紫微省，因此人称其为“杜紫薇” ）晚唐时期.唐代文学家，后人称杜甫为“老杜”，称杜牧为“小杜”。《阿(ē)房宫赋》亦颇有名。

    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xiū zhuàn)，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杜甫与李白区别开来，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诗歌成就

    林建略《晚唐诗人杜牧之》认为，杜牧的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豪迈的，一是香艳的，前者“或为遣愁，或为吊古，或为感怀之作，多是用一种拗峭的笔调写成，立意奇特”；后者“大半是用一种清新的笔调来轻描淡写的，所以便不至满纸都脂粉气了”。

    王叔箱《诗人杜牧》认为，杜牧的“文是那样的陈厚奇变，诗又是那样的英姿雄发”，“他的诗辞旖旎动人，拗峭过甚，正以如此，有时也就流入纤巧了。不过要知道，元镇、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是与他上下同时，他既不愿效风行一时的元白所创作的元和体，又不愿效温李的晦涩；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矫时弊，立意必在奇辟。”

    缪钱《杜牧诗简论》认为，杜牧诗中俊爽的风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风华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个唐代诗坛中是独创的。这是杜牧平生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而以艺术天才表现出来的特征。

    葛晓音《杜牧和他的诗歌》认为，“渴望为国立功的理想给杜牧的诗歌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气概，但他的务实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从不带有神仙世界的险怪色彩。”又由于杜牧在“以直达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美的敏锐感觉”方面特具的天赋，“他总是能从日常的景色中发现独特的美，并找到某一种与意境最相和谐的情调，通过画面的巧妙组织表现出来。”

    王西平、张田《杜牧诗歌艺术美浅析》`认为，杜牧诗歌的艺术美在于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强烈坦荡的诗情美”、“清新明洁的意境美”。王西平《杜牧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综论》指出，杜牧在表现上多用率真直赋；寓理于诗；用拗折法，而反说(翻案法)和设问则是杜牧拗变的主要手段，从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风格。

    吴在庆《杜牧诗歌表现手法初探》认为，“他的诗歌之所以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这与他采用比喻、拟人、寓情于景、以景表情、对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关系。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设问深入、应用典故等表现手法对于开拓他诗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内涵，也不无作用。”“直抒胸臆、语法句式的倒置改变，这对于他古诗的豪爽劲健，惆搅不羁的风格有直接影响”，“而含蓄婉转、掉尾一波、寓情于景，以景表情、设问深入等更明显地有助于他绝句的远韵远神、流情婉转风格特色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