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曾说：“寝不尸，居不容。”这两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睡觉时不要像挺尸一般仰天而眠，在家里不必讲究什么容貌仪态。对它，不同的人可作不同的解释，或曰不同的人各自强调不同的方面。

    例如，朱熹《论语集注》卷六释曰：“尸，谓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仪。范氏曰：‘寝不尸，非恶其类于死也。惰慢之气不设于身体，虽舒布其四体，而亦未尝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见宾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表现出老夫子的矜持和严肃。

    佛教关于寝居则另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有“坐”才有“定”，这是内心修养的重要方法。佛家“坐定”功夫最深，乃至最后“坐化”。

    清初戏曲家兼学者李渔对孔子的话则又作别解，他在《闲情偶寄·颐养部》中说：“从来善养生者，莫过于孔子。何以知之？知之于‘寝不尸，居不容’二语。使其好饰观瞻，务修边幅，时时求肖君子，处处欲为圣人，则其寝也，居也，不求尸而自尸，不求容而自容；则五官四体，不复有舒展之刻。岂有泥塑木雕其形，而能久长于世者哉？不尸不容四字，绘出一幅时哉圣人，宜乎崇祀千秋，而为风雅斯文之鼻祖也。吾人燕居坐法，当以孔子为师，勿务端庄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缚而为胶柱难移。抱膝长吟，虽坐也，而不妨同于箕踞；支颐丧我，行乐也，而何必名为坐忘？但见面与身齐，久而不动者，其人必死。”他所强调的是这两句话使人身心处于活泼泼的自由舒适状态的含意，即寝居也应是文明的享受。并且李渔认为这才是孔子“寝不尸，居不容”的本意。就是说，“寝居”一方面需风雅斯文（美），另一方面要活泼舒适（乐）。假如人们连在家里坐卧都“好饰观瞻，务修边幅，时时求肖君子，处处欲为圣人，则其寝也，居也，不求尸而自尸，不求容而自容；则五官四体，不复有舒展之刻”，活像“泥塑木雕”，岂不苦煞？李渔的结论是：“吾人燕居坐法，当以孔子为师，勿务端庄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缚而为胶柱难移。”而这个要求“宜乎崇祀千秋，而为风雅斯文之鼻祖也”。

    这表现了李渔养生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即顺从自然，随意适性，自由舒坦。李渔在其他地方多次表述过这个意思。如他谈饮食，提倡“爱食者多食”，“怕食者少食”，“欲借饮食养生，则以不离乎性者近是”，“平生爱食之物，即可养身，不必再查《本草》”，“欲调饮食，先匀饥饱”，“太饥勿饱”，“太饱勿饥”等等。他谈“行乐”，无论“贵人行乐”“富人行乐”“贫贱行乐”“家庭行乐”“道途行乐”“春季行乐”“夏季行乐”“秋季行乐”“冬季行乐”以及睡、坐、行、立、饮、谈等之“随时即景就事行乐”……无不贯彻其随意适性、顺从自然、自由舒坦的原则。李渔的这个思想与禅宗的有关主张很接近。《景德传灯录》卷六有曰：“有源律师来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问：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李渔熟悉禅宗，对其有所继承。他的《十二楼·奉先楼》回前诗有曰：“衲子逢人劝出家，几人能撇眼前花？别生东土修行法，权作西方引路车。茹素不须离肉食，参禅何用着袈裟？但存一粒菩提种，能使心苗长法华。”诙谐地借禅而申说自己的养生主张。黄强《李渔与养生文化》（见浙江古籍出版社《李渔研究》第114－132页）对此有较好的论述，可参见。假如用现代的一些美学家“美即自由”的观念来看李渔，他的主张无疑是最符合“美”的本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