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在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后，林语堂写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但鲁迅曾在《天生蛮性》一文里写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看来鲁迅对林语堂多少都是有些意见的。

    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呢？鲁迅与林语堂是因为一床蚊帐而绝交的。说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原委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恐怕并非如此吧。两人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幽默大师”，一位是举世公认的“左翼文坛之雄”，应该不会为了一床小蚊帐伤了和气，说出去实在让人难以信服，那么究竟是竟然为了什么以至两人产生隔阂呢？

    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出现裂缝，大约是在《论语》大获成功的时候。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而胡适则在办《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1925年12月5日和6日，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鲁迅当时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这便是鲁迅与林语堂“相得”的开始。林语堂，成了《语丝》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林语堂比鲁迅小14岁，能与鲁迅同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上又特别地活跃，不仅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也很是令人注目。林语堂虽与胡适也有着不浅的交情，但他还在站在了鲁迅的一边，可见当时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且视其为好的盟友的。

    后来，两人都避居上海，专门以写作为生，原以为交往会越来越深厚，却没料到彼此之间萌发的不是情谊，却是矛盾。林语堂和鲁迅手中握的虽然都是笔，其走向却不一样了。但真正把喜怒流于脸面的却是一件小事。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据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四十年后林语堂作《忆鲁迅》一文，回忆此事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和事佬”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中，对此事很明确地表示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并作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破了的镜子即使能再重圆，中间也是会有痕迹的。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而且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而鲁迅却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

    后来，另有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却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甚是无趣。

    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后来则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而产生的恩怨，鲁迅和林语堂越斗眼越红，两人的友谊也渐渐再难以回到从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