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心极强的朱元璋，由于从小没有学习的机会，在建立完帝国之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对知识分子的尊崇和重视，最终促成了他搭建帝国的战略布局。朱元璋深邃的目光里透漏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他本人十分反感“以无知役有知”的可笑做法。刚刚建明朝后，他就在诏诰中说：“朕统御以来，随所善而应是职，使有知而不妄。其前代必欲以无知而役有知，朕不知为何。”《明太祖文集卷三》朱元璋深刻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与管理的知识分子相差太多，为此他决心用后天努力学习，努力赶超这些知识分子们。

    他听过很多因为没文化被刺激自尊的故事。老对手张士诚到处招贤纳士，附庸风雅，有的儒生利用他目不识丁，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侮辱。张士诚原名九四，起兵后，自感名字拿不出手，儒生建议他改名士诚，他自以为很好，其实这话本出自《孟子》：“士，诚小人也。”张士诚缺乏文化的例子就是他的教训，为此这个富有强大意志力的人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文化建设，掀起了一阵阵学习之风。

    此后朱元璋读书生活非常庞杂丰富，涉猎极广。从建立初期南京政权开始至洪武三十一年71岁去世，常常是“戴星而朝，夜分方寝”，学习力度一天比一天大，经常为此“日晏忘餐”，每天处理日常政务后，就是读书，有时更是在“万机之暇”挤出那么一点时间也要把当天的书读完。“太祖……身在行间，手不辍书”《明史纪事本末》描写的就是非常生动的读书画面。

    “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流览神解。”《国榷》不光如此，朱元璋还叫儒臣把古人做事成功失败经验书写在皇宫大殿壁间，以供他“随时省览”。与此同时让身边这些知识分子轮流给自己讲课，开展广泛学术讨论。读书已经成了朱元璋最大的快乐享受，“不昵于声色之好，绝游畋之娱。”《国榷》记载：“上……侈靡，绝游幸，却异味，罢膳乐，泊然无所好。”和文人学士在一起赛诗讲学，再继续夜读，有明一代，从始至终，最善于学习的皇帝，唯朱元璋一人而已。

    水滴石穿，勤奋的学习，让他逐渐变成了学问大家，诗文水平，和统治理论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刘基形容说：“钦惟皇帝……万机之暇，作为文章，举笔立就，莫不雄深宏伟，言雅而旨远。”

    清代学问家赵翼饱含深情地概括朱元璋一生的学问境界说：“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此固其聪明天亶，然亦勤于学问所致。”《廿二史札记》

    学以致用是朱元璋最大目的，此后所作的如诏、诰、勅、谕以及一般散文、骈文和箴、铭、跋、诗歌等既规范又创新。

    相较严肃的圣旨内容和语气来讲，读他的白话圣旨，总是觉得很有特色，有这么一道圣旨，某群岛有倭寇来犯，地方官员请示如何处理。朱元璋发下一道圣旨说：“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古代的封建帝制实在漫长，浩如烟海的圣旨大多千篇一律，唯有朱元璋的圣旨能让人眼前一亮。

    朱元璋早年征讨陈友谅时，写过两手七绝诗，一首为《征陈过潇湘》：“马渡江头苜蓿香， 片云片雨渡潇湘。 东风吹醒英雄梦， 不是咸阳是洛阳。”另一首诗是以吴王身份亲临湖湘，进入了一个庙庵，僧人问来做什么，问叫什么。朱元璋提笔写出：“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恁哓哓问姓名”。这是称帝之前的诗文特色，此后在晚年，诗作充满哲学宗教韵味，意境更是浑厚悠远。

    增强文化功底的自信后，他对宋濂的学问及作为表现提出了对当时知识分子所欠缺的实用功夫：“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一个甚字，表现出他对以宋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阵营的不满和轻视。

    作为粗犷的帝王练就成高级知识分子后，危害也是负面的，那就是他无端制造很多“文字狱”，亲自参与删除《孟子》并无辜掠夺了许多文人的生命。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方孝孺曾在给好友信中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人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一直带着怀疑的目光，用屠刀开始大量清洗曾经被他敬仰的知识分子，这个举动，让那些读书人开始如暴雨中的树叶，瑟瑟发抖。

    有了高层文化和理论知识的朱元璋没能继续将文化事业推向新高，相反，却将明代文化事业制约到停滞不前。有个可笑而又典型的故事非常生动：朱元璋在考察一个叫邓伯言的诗作，非常喜欢其中二句“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不觉得拍桌子叫好。伏在大殿下的邓伯言以为触怒皇帝，当场吓晕过去，太监把他弄出东华门才醒过来。

    这些软实力虽然有些僵化，对于朱元璋来讲，却也在明代软实力建设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