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之所以愿意让南宋暂时或长期存在，除了受有汉文化的影响以外，另一原因是他有后顾之忧。起先有阿里不哥，其后有昔里吉与海都。虽则昔里吉与海都之称可汗，是在伯颜“平宋”还朝以后，忽必烈之时时担心有人要抢他的大位，确是事实。

    错误在于宋的一方。宋倘能知己知彼，早该在助灭金国以前对窝阔台可汗讲清楚以黄河为界的条件，写成白纸黑字，免得后来又有了所谓以陈蔡为界的约定。既然是有了两种前后不符的划界办法，就应该派使臣去把事情澄清一下，却贸然以突袭的姿态占领汴梁洛阳，惹起几十年熄不了的战火。

    错到了鄂州被忽必烈围攻之时，不幸又有贾似道的奸内诈外。贾似道分明以右丞相的资格对蒙古正式求和获准，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却丧心病狂对宋理宗谎报大胜，对兀良哈台的殿后军队予以追击。更丧心病狂的是：把忽必烈派来的国信使郝经关在真州，以防宋的朝野知道他曾经向忽必烈求和获准，把郝经一关便关了十五个年头，而宋的局势便如江河日下。至于，坐视范天顺与吕文焕苦守樊城襄阳六年之久，“阴阳怪气”地似乎派人去救，而实际上并不想救，叫李庭芝负责，又叫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调度而直接受朝廷节制：这证明贾似道不仅是丧心病狂，而是禽兽不如、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怪物。

    宋恭帝投降以后，忽必烈叫伯颜把他与太皇太后谢氏、皇太后全氏，以及一切“宫眷”与皇族，带去大都。宋朝在理论上已亡，至少在蒙古方面的看法是如此。

    却有陆秀夫与苏刘义二人，在温州请出曾任“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的陈宜中、召来在浙江定海驻扎的“保康军节度使、检校、少保”张世杰与他的兵，拥戴恭帝的庶兄益王赵星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这是德祐二年（1276年）阴历闰三月的事。

    温州不够安全，他们迁到福州，在五月初一奉赵昰为帝，改元“景炎”，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李庭芝当时尚在扬州担任“淮东制置使”，与蒙古的阿术对抗。张世杰与陆秀夫的新名义是“枢密副使”与“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的名义无考。

    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六月十七日，文天祥从镇江脱险来到温州。陈宜中等人叫他当“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个月以后，叫他兼“同都督”。文天祥于临安被占以前，曾经以“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的地位，奉派与左丞相吴坚到伯颜的军中洽谈和平条件，因态度倔强，被伯颜扣留（德祐二年正月二十日）。其后，被伯颜加进宋朝派赴上都的“祈请使”之列（祈请使原为贾余庆等四人，加进文天祥，共为五人）。文天祥在船抵镇江以后，设法与杜浒等“义从”逃出，在真州、扬州、高邮，吃了很多苦，最后由南通州航海南下。

    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是宋朝最后几年的三根柱石。陈宜中在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十月，便带了若干船离开帝罡，去了占城。

    李庭芝于离开扬州以后，在泰州被元兵捕获，就义。

    文天祥在外面发展，张世杰护驾，陆秀夫主持政府。他们三人忠心耿耿，把宋朝的寿命延长到祥兴二年（1279年）阴历正月。祥兴是帝昰的弟弟昺的年号。帝昰原都福州，其后一再播迁，由福州而泉州的海面，而潮州浅湾，而（虎门附近的）秀山，而（中山县南二百里的）井澳，而（雷州正东的）碙州；终于在景炎三年四月病死在硐州；被追尊为“端宗”。

    帝昺在硐州即位，改年号为“祥兴”，以景炎三年五月为祥兴元年五月，于六月迁都新会之南的崖山，在次年正月被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