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论语》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置于全书之首，应非偶然。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这一段话中的“志于学”的意义亦非普通，“志于学”亦即“好学”之志，所以“学”与“好学”既是孔子思想的发生学上的历史起点，也是他的思想生命的逻辑起点，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础。

    本文节选自陈来先生新著《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三联书店 2018-1）。

    在西方，古希腊以“爱智”为“哲学”的精神特色，也对后来的西方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塑造作用。古代中国哲学就不是以“爱智 ”为特色，有些学者以“成德”或“明德”为中国哲学的特色，以与爱智形成对比，这些说法也都言之成理。

    “爱”如果是爱好，“智”如果与学习有关，则孔子思想中有一个观念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好学”。“好学”绝不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普通的概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好学”是孔子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基础性的观念。

    比如，孔子说过：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这就是说，有忠信之德者并不少见，但“好学”之人则难乎见矣。从这句话也可看出，孔子是把“好学”看得比“忠信”更为难能的一种品质，虽然在道德德性的系谱中“好学”不见得比“仁”“忠”更高（忠信本来是春秋时代最重要的德行）。

    另一个例子是，鲁哀公与孔子谈论，问及孔门弟子，孔子说：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孔门贤人七十，弟子众多，可是孔子却独许颜回为“好学”，颜回以外，则“未闻好学者也”，这再次证明了孔子的确把“好学”看成非常重要而难得的品质（德性）。《论语》另一则也记述：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先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此段与上例相同，不论哀公所问与季康子所问同时与否，孔子的思想是一贯的。

    仔细体味《论语》中以上三段话，我们就可知，整部《论语》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置于全书之首，应非偶然。因为孔子对“学”、对“好学”的重视，确实非同一般。

    我们也就知道，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这一段话中的“志于学”的意义亦非普通，“志于学”亦即“好学”之志，所以“学”与“好学”既是孔子思想的发生学上的历史起点，也是他的思想生命的逻辑起点，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础。

    那么，什么是好学呢？

    无疑，《论语》开篇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好学者的自道，好学首先是把学看作一种乐事。明代理学家提出乐学，这在孔子思想中是有根源的。反过来说，从学习中得不到“乐”趣，就不是孔子所说的好学者，也不是孔子理想的教育，责任不只在学者，也在教育。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孔文子是卫臣孔圉，孔子说孔圉所以被称“文子”，是因为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因此，好学不仅是个人独享的乐事，也是在“问”“闻”的交往活动中展开的。当然，当世好学者并非颜回一人，孔子自己就是好学之士，孔门之外，孔文子亦被孔子视为好学者。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这里显然讲了好几个方面，如默而识之属思，诲人不倦属教，但“学而不厌”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确是一致的，体现了一种对学习活动的无条件的喜爱。这里“爱学”“好学”正与“爱智”成为对比，所以：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论语》记载孔门弟子子夏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时时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同时又不忘已经学得的，这是好学的表现。

    现在我们可能要问，“好学”是否为一种德行或美德呢？一般地，我们把仁、智、勇等作为伦理德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认为：“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理智德性大多数是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的，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性熏陶出来的。”这样看来，好学可能近于所谓理智德性。但理智德性是恰当运用理性的德性，与好学有所不同。表面上看，好学与仁、智、勇各种德性很不同，似乎不属于德性，不过，这如何能解释孔子既称颜渊为唯一好学者，又把颜渊归类在弟子中“德行”一类？无论如何，孔子是把“好学”看成与伦理之“德”有别的品质和活动的，他提出“六言六蔽”来解释他的看法：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这一段很重要，仁、智、信、直、勇、刚都是伦理德性，但是孔子强调伦理德性不能离开“好学”。不管孔子这里是否有特别的针对性，对照前面孔子一生对“好学”的高度重视，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这里的“六言六蔽”并非孔子的偶然之见，它表现了孔子对德性与学问的整个平衡的了解。如用《中庸》的“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话来看，后世宋明儒学中如阳明学特别强调“尊德性”，甚至不惜牺牲“道问学”的那种讲法，无疑离开了孔子所掌握的平衡。好仁不好学，则会缺乏智慧而容易受骗；好智不好学，心智散荡而不得其中；好信不好学，好勇不好学，好刚不好学，都有刚勇而失其方向之弊。有仁有智有勇有刚，但不好学，则有偏蔽。因此，每一种伦理德性（这里的仁只是一种具体德性）都必须与好学联系起来，相互补充。

    自然，“好学”并非独立自足的，我们也可以提出好学不好仁，其弊如何，好学不好信，其弊如何，等等。但是的确，如果没有“好学”，只有好仁好智，孔子就不成其为孔子，孔子留给后世的形象中“好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侧面，这在唐代以前的儒学中是不曾有过疑问的。而“好学”对于中国文化之传续、发达，也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亦有其重要的塑造作用。当然这种对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塑造并非可以独归孔子，而是和后世儒家传统的形成及各种社会教育机制的建立也密切相关。

    在孔门中，对“学”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大体上是因为学生性向资质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如子路即似不好学：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历来的解释是：子路举荐子羔为季氏做费宰，孔子认为：“子羔质美而未学，遽使治民适以害之。”（见朱注，第129页）故子路辩解说：主政治民也是学，何必读书才是学呢？孔子说：我不搭理为自己的谬论辩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