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皇帝与崇祯同样是少年天子，年仅16岁就登基称帝，他就是汉武帝，磁石大汉立国已有六十余年之久。汉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方针，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已经开始呈现出稳定向好的局面。

    而且，在汉武帝早期朝政仍有其袓母窦氏管理，窦氏延续了文帝景帝与民休养的政策，直到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窦氏宾天之后，汉武帝才真正掌握国家大权。

    汉武帝刘彻听取谋士的计策，在诸侯国间继续实行推恩令。经历了几十年前的叛乱平定后，本来就被限制的地方诸侯国再度被削弱，势力进一步下降，最终彻底无力对抗中央政府，消除了汉高祖分封同姓诸侯对中央政府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经济上将日常用品盐铁收归国有商业。严令禁止各地方诸侯国私铸钱币，经济权归于中央。中央集权达到了很高的规模。

    此时汉朝的情形其实仍不乐观，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闽越在南方作乱。对外作战必须保证不能后院起火防止落入腹背受敌的窘境。

    汉武帝刘彻派兵南下，经过几场战斗将闽越国收拾的服服帖帖，并在南方地区建立了新的郡县管辖。这才腾出手来专心对付匈奴，一改以往汉军步兵对阵匈奴骑兵的战略劣势，发展骑兵与匈奴战斗，在匈奴境内对决，主动出击。

    公元一百二十七年，卫青面对侵入今天河北山西境内的匈奴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大败匈奴军，顺手占领了黄河的河套地区，使长安远离了匈奴的攻击范围。

    随后卫青、霍去病等人对匈奴猛追，直至将匈奴赶出了靠近中国的漠南之地，一部分进入了苦寒的漠北，一部分向欧洲迁徙，取得了农耕人民对游牧部族难得的酣畅淋漓的大胜。

    击败匈奴，是汉武帝被后人尊为圣皇的一大基础。反观汉武帝处理匈奴威胁时，文景之时的安定繁荣给对外作战铸就了坚实的物质条件。首先解决的是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问题，求得了一个安定的内部条件。“攘外必先安内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反观明朝，明熹宗驾崩之后，由于无子，其弟即位，就是明思宗崇祯。此时的大明基业，处于内忧外患摇摇欲坠之中。山海关外有女真族皇太极八旗军摩拳擦掌，山海关关内天灾人祸饿殍遍野，为起义军提供了大量兵源，起义军燎原之火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时的崇祯同时想击溃农民起义军和后金威胁，颇有“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味道。然而崇祯高估了明朝的国力，连年征战使原本就处于紧张之中的朝廷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只能依靠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各种税收来解燃眉之急。

    但是此举又加重了民众生存负担，使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进而更多的老实本分的农民转化为灾民又变成起义军。在关内义军的掣肘下，崇祯也不能专心对外与皇太极作战，闹得风声鹤唳，大明数百年基业摇摇欲坠。

    明熹宗交到崇祯手上的大明基业，条件远比不上汉武帝时的家底雄厚，女真族对明朝的威胁尚比不上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即便如此，汉武帝也是专心处理好国内一系列问题，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与匈奴战略决战。而崇祯过于刚愎自用，高估了自己和大明王朝的能力，心情急躁恨不得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实现大明朝的中兴。

    他抛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关键政策，大明朝廷最终因此亡国。亡国非亡在满清之手，而是被内患李自成打破了北京，崇祯上吊自杀。崇祯在遗诏中斥责“群臣误我”大臣皆是亡国之臣，自己并非亡国之君。

    崇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勤勉的皇帝了，为国家殚精竭虑，尽量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论怎么看，他都不是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崇祯错在战略方向的错误，内乱外患一把抓。

    或许崇祯如果专攻内政，先行解决内部的农民起义问题，对外暂时采取守势乃至委曲求全的议和，都不至于亡国。若是这样的话，崇祯做不了千古一帝，最低也是守成之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