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陕甘总督升允桥畔留墨迹

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

    滔滔黄河穿兰州城而过，中山桥横亘于黄河之上已逾百年，在铁桥北岸西北桥堍至今矗立着一通碑刻，这就是时任陕甘总督升允于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撰文书丹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

    升允(1858年—1931年)，蒙古族，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翌年春升任陕西布政使，实授陕西巡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擢升陕甘总督。

    升允最初是靠祖上功勋的余荫和纳捐而走上仕途的。但升允却并非是个庸官，他重视教育、支持实业，任陕甘总督时还开办了不少“新政”的项目，先后设邮务、洋务、电信，修公路、铁路、办矿，兴浐河水利、建招商市场等。他通过节省浮费、报效银两，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正因为他的廉政，而“累擢遂至陕西巡抚”。在短短的时间内，升允由一个低级主事升至一品大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占紫禁城，两宫西狩，升允及时带兵勤王，赢得了慈禧的信任，从而青眼有加。当然，升允还有着秉性着刚直的一面，当他看到太监沿途骚扰百姓和下级官僚，就予以制止，铮铮有声。而且他从不买王公贵族的面子，多次凛然不惧，弹劾权贵，得罪了不少人，但也换来了“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的美誉。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升允调陕甘总督。甫一上任，雷厉风行，全面推行“新政”，是年五月，升允即在兰州创办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后改初级师范)，令各地选送品学兼优的生员入堂肄业，一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地高等小学堂当教习。次年三月，占地70多亩的甘肃农业试验场，在甘肃举院、小西湖创设，升允命引进麦、豆、蔬菜优良品种，予以培育、推广。此后，升允又任命兰州道彭英甲为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主持兴办地方实业。总局下设农工股(分管农业试验场和工艺制造厂)、商矿股(分管商品陈列所和矿质化验厂)，在全省各地推行实业。其中在甘肃举院开办的劝工局厂，利用甘肃资源，引进西洋设备技术，较有规模的有绸缎厂、织布厂、栽绒厂、玻璃厂等四大厂，制造绸缎、铜、铁器等轻工产品。

    当然升允最值得人称颂的还是他主持修建了黄河铁桥。升允敏锐地意识到“外人奇技巧思”正可以“宜民利用”，于是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九，他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决定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来实施他的建桥计划。同时已与德商泰来洋行在1906年9月11日签订了修建黄河铁桥的合同。并授权彭英甲为始终经理其事的总负责人。

    正当升允的各项“新政”全面开展之际、铁桥的修建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兰州曹家厅左公祠卧龙阁——当时兰州城内最豪华的宴会厅，举办了一次西式宴会，接待了一位来自欧洲的“洋人”，这就是曾任俄国上校、芬兰探险家，后来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的马达汉(曼涅海姆)。并且在这次宴会上，他和马达汉及与会者留下了一帧照片。我们从这帧照片上可以看到，雕梁画栋的暖阁内，悬挂西洋玻璃吊灯，长条餐桌上铺白布，摆放各色玻璃餐具及刀叉。肥硕的升允留着小胡子，顶戴花翎，身穿朝服，补服为绣鹤，袖口镶貂皮，项挂珊瑚朝珠，踌躇志满地坐在前排显要位置。其左侧即为马达汉，戴皮帽，着呢大衣，碧眼如鹰。

    而且马达汉还拍摄了一帧铁桥正在修建时的照片，这帧珍贵的照片呈现出当时热火朝天的工地场景。

    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辛勤劳动，清宣统元年(1909年)6月，横跨于黄河之上的第一座铁桥竣工。为使这座黄河上游首创的永久性铁桥更加雄伟壮观，在铁桥南北两端各添建一座中华传统式古建筑——牌厦。每座牌厦均为三开间，雕梁画栋，蔚为壮观。牌厦前后共悬名人匾额四块：其中由升允题写“第一桥”匾两块，分置南北桥头；其他两块分别为“九曲安澜”、“三边利济”。中式牌厦与西式铁桥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堪称中西合璧，蔚为壮观。

    后来随着汽车的日渐增过，桥北的牌厦已严重制约了道路的畅通，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西北公路管理处兰州工务所递交给兰州市政府的公函要求：“查黄河铁桥北岸牌楼一座，已由前省会工务所连同该桥移交本所，兹据监工杨禄报称：以贵市警察局以该牌楼妨害交通，拟予拆除，除饬工于晚间折卸存料保管外，相应函请查照并转知警察局为荷。”

    为永久纪念黄河铁桥创修这一重大工程，陕甘代理总督毛庆蕃命人在铁桥两头刻立石碑两座，碑文是由前任总督升允撰文书丹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详细的记述了修建铁桥的经过和施工人员的名字。

    碑文在阐明铁桥所在地自明朝以来已成为兰州通向河西走廊、青海、新疆、宁夏等地交通要津的基础上，记述了镇远浮桥的修建及春设冬拆，人们过河的艰难，重点记述了黄河铁桥修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建桥概况。文章层次分明，用笔洗练，碑书清秀稳健，规整遒丽。

    至今该碑依然矗立于铁桥北岸西北桥堍，石碑(碑亭)高约4.5米，宽近两米，由碑首、碑身、碑座几部分构成，外建方形碑亭。碑首正面镂空透雕二螭飞腾于波涛之上，两个螭首分列左右呈对峙状，风格粗犷，栩栩如生。中间篆额上方刻饰火焰宝珠。碑身高约2.5米，宽1米，碑文四周刻饰行龙祥云图案。碑身下为方形石碑座。

    此碑记创造兰州黄河铁桥始末。桥址为隋唐金城渡。明洪武初搭建浮桥，冬拆春搭，费工耗财，洪水时或冲断。光绪初，左宗棠拟建铁桥，因洋商福克要价过高而止。光绪三十一年，升允督甘，饬令劝业道彭英甲与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谈判，签订合同，于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7—1909年)建成，为黄河中上游第一座钢桁架式桥，为沟通中原与青藏、新疆交通，巩固西部边疆，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此碑也可考兰州交通史和对外经济合作史。

    从这一碑一匾来看，升允国学根基颇深，文章文字凝练，言简意赅，书法则结体方正、谨严雄健，可以看到明显承袭颜鲁公雄浑宽博之笔意。此外，他还为望河楼撰有一联：“陇云秦树穷千里；岳色河声共一楼。”这副楹联后被收入《民国名联三百首》中。

    升允主政陕甘，驻节兰州时，还为总督府那彦成所修碑洞题联：“后匿景藏光嘉遁养活；循图访古志泰捐雕来。”为拂云楼题联：“砥柱溯中流,正持节河源,乘槎天上;阳关歌一曲,看驱车绝塞,饮马长城。”升允的这幅楹联引用了古乐府《饮马行》中“饮马长城窟”的典故，读来颇有慷慨悲歌之气概。

    升允一生忠于清庭，他与善耆、溥伟和铁良被溥仪视为四个“申包胥”。因此他一切为朝庭着想，延揽人才，举贤荐能。1923年，就是由他举荐，王国维、罗振玉和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

    升允因是蒙古镶黄旗人，姓多罗特氏，因此他的子女多以罗为姓，罗振玉在书札中也常以本家同宗隐喻。著名国画大师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畲)即娶升允之女罗淑嘉(字清媛)为妻，结缡后，罗淑嘉亦习书画，他们夫唱妇随、磨墨挥毫，颇似大画家赵孟頫与管道升夫妇，仿若“管赵风流”在世。罗氏山水秀逸，风格颇近溥心畬，后来他们夫妇还一起举办过画展。1947年罗淑嘉因病去逝，溥心畲曾为她作悼亡诗：

    “当年欢笑语，尽作断肠音。碧海留长恨，黄泉隔寸心。

    山邱思故国，天地入悲吟。后死非良计，空教百感侵。”

    升允逝后，废帝宣统溥仪赠谥曰文忠，升允的这位乘龙快婿曾为他作《神道碑》，称其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

    2005春季上海崇源大型艺术品拍卖会溥心畬书画专场曾展出了溥心畲写给前清翰林陈云诰(字紫纶)的三通信札，其中谈到他为岳父写的《神道碑》：“昨作序文一首。又升文忠公孤忠亮节，没已数年，而山无坠泪之碑，墓少表忠之观，若无述作，何以垂后。乃为作神道之碑，居忧之中，悲惨枯涩，诚不可已而后作，非骋藻修辞可比类也。”当然这也是站在清廷的角度以褒扬升允忠贞的文字。

    也许升允的一首《自述》云：更能反映其真实个性。

    “我本插汉一老胡，云龙际会来燕都。身受国恩历七代，休戚与共无相渝。自读儒书服儒服，渐忘边外牛羊牧。美食鲜衣日不足，非复北来古风俗。单于犹是有君臣，中华乃为化外人。王者迹熄匹夫责，吾欲藉此明彝伦。

    呜呼礼乐征伐自天子，春秋之作岂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