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清史，读到道光一节，不由深思：如此一个勤政堪称宵衣旰食、节俭堪称抠到极致的皇帝，乾纲独断，事必躬亲，为何偏偏在他手里，内政外交的努力多数失败，尤其是输掉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百年耻辱?

    01

    后人常拿明朝的嘉靖皇帝与道光相比：前者是极度任性型，曾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纪录，却灭了倭寇；后者是苦哈哈型，登基近三十年，无一日不阅办奏章，鸦片战争时期甚至几乎遥控指挥了每场战役，却最终不得不含恨写下“各条约准照议办理”八个字，批准了《南京条约》。

    道光跟接下来的几任清朝皇帝不一样，后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条约已经没有太多痛感了，于道光而言，却是撕心裂肺的痛，他感觉不仅没能继承先祖的光荣，反而在自己手里辱没了江山社稷。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一次当着满朝大臣的面，他“握拳捶心”，一脸痛不欲生的表情。

    他深知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此在临死前写下遗诏，让臣下不要在他陵前立圣德神功碑，他认为自己不配：“妄称显号，而亦实无可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

    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道光愤懑难平，何等郁闷。他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登基之初，他也认为自己能够大有作为，信心满满。

    披上龙袍前7年，他就有不俗的表现：1813年9月15日，天理教徒林清与渗透进皇宫的内奸里应外合，率众执刀闯进紫禁城，史称“林清之变”。一时大乱，亲王贝勒狼奔豕突，文臣武将抱头鼠窜，危急间，二阿哥旻宁挺身而出，用鸟枪连发两枪，弹无虚发，将翻上墙头的两个入侵者当场击毙，其他天理教徒一时间也给震慑住了，趁他们迟疑间，旻宁迅速组织起防御。在接下来的较量中，鸟枪放完了，旻宁还用弹弓把一个入侵者的指挥官从屋顶打下来，摔死于殿下。总而言之，在敉平“林清之变”中，旻宁居功至伟，既显示了临危不惧的强大心理素质与领导能力，又露了一手好武功。后来他登上皇位，此事加分不少。

    登基后第六年，南疆爆发了张格尔之乱，道光亲自制定军事计划，选派得力将领，一年多时间，生擒张格尔。他的声誉达到巅峰，被称为“小康熙”。

    他一心想继承康熙、雍正、乾隆的辉煌，做一个好皇帝。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相信自己能够重振国运：改组军机处、整顿漕运和河防，颁布了许多制度严查贪污，并取缔陈规陋习、强化吏治，同时修改盐法、允许开矿……他做了许多努力。

    他律己甚严，没有什么爱好，甚至不好色，跟风流的爷爷乾隆皇帝完全是两种风格。跟爱好奢华繁丽的乾隆相比，道光走到了另一个极致：在清朝历代皇帝中，道光生活之俭朴，堪称第一。

    即位之初，他就颁布了一条节俭倡议书《御制声色货利谕》，并率先垂范。史载：他即位后，内府依例给他40方砚，砚后镌有“道光御用”四字。他认为太多，闲置可惜，便将它们分给了臣下。还有一事：以前皇帝用笔须送紫毫中最硬的，笔管上刻有“天章”“云汉”字样。他觉得不合用，让臣下到坊间买一般常用的纯羊毫、兼毫两种。他穿的裤子，甚至打着补丁。

    他在饮食方面尤其节俭，少荤多素，每餐不过四样菜肴。各种生日、庆典能省则省。有一年给皇后过四十大寿，王公贵族与文武百官喜滋滋上席时，惊呆了：每人桌前只有一碗打卤面，上面一点肉末——这还是道光为了给皇后过寿，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

    但这样一个梦想当好皇帝的皇帝，结果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失败者的身影：吏治、盐政、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他努力抠下每一两银子，却在输掉鸦片战争后，一次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白银。白花花的银子，流水一般泄出去……

    02

    道光的悲剧，在于他知道当时的政治生态已经败坏到了根子，想改变，却缺乏改变的勇气与能力。

    有一桩事，特别能说明当时的糟糕状况：一日，道光想喝面片儿汤，令御膳房备办。

    这要求多简单，搁在今天北方任何一个饭店，几分钟就端上来了。但是当年道光帝的命令发出之后，分管皇帝饮食的内务府进行了认真研究，第二天报上来一个方案：皇上您想喝面片儿汤，需要盖个专用厨房，还要聘请专用厨师，另设一个官员专门管理面片儿汤的烹饪……总计，开办费需要七万多两白银，另外每年维护费用还得数千两。

    道光一听，肯定晕了，不就喝碗面片儿汤吗?花这么多银子!算了，御膳房甭做了，到街上买去。没即位前，他也曾上街吃过的，于是告诉内务府：你们到前门那块儿，给我买一碗回来，味道相当不错的。于是内务府的老爷们跑出去，没多久回来，复奏：那个饭馆已经关掉了，您要喝面片儿汤，非得在御膳房开设专门机构不可。

    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终究还是没有喝上这碗面片儿汤。

    这碗面片儿汤，是当时清朝官场陋习最好的写照：雁过拔毛，层层揩油，人人自肥。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庞大到皇帝想喝一碗便宜的面片儿汤，都会触犯他们的利益。

    道光傻到不知道其中猫腻吗?起初，他努力想改变，首先向“陋规”开刀。所谓“陋规”，是清朝官员在少得可怜的“正规收入”之外的收入，其实是他们的主要收入，名目繁多，有征税的“火耗”、征粮的“羡余”，即铸银锭或粮食仓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提前向老百姓收取的一块，按照各地衙门的“老规矩”，通常占正式税收的5%至15%，其中盈余部分，就被州县官据为己有，康熙曾无奈地说：“清官并非一文不取民间，否则无法应付开支。州县官若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

    除了“火耗”“羡余”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送礼：凡办事的必送礼；逢年过节，下级必给上级送礼，地方的必给京官送礼，门生必给考官、学官送礼——有些官员完全是为了搞小圈子拜师的。送礼名目繁多：“节寿礼”“程仪”“卯规”“别敬”“门生礼”“炭敬”“冰敬”……“炭敬”，是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礼；“冰敬”，则是为消暑而送的礼。时人记载：“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

    绞尽脑汁敛财，成为清朝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严重败坏了官场生态与社会风气。《清宣宗实录》记载了一种叫“签子钱”的“发明”：民间向官府递交诉状，衙役得到费用才会接收。比如安徽阜阳县的门房、签押房，每收一呈文要制钱4500文，称为“签子钱”，有的还加倍索取，叫“双签子”。

    道光痛感这样下去不行啊，他刚即位，就授意军机大臣英和上奏：将各省陋规逐一查清，分别应存或者应当革除，规定下来加以限制。在他即位半个月后，连发两道诏令，措辞严厉，向“陋规”开刀。

    但是，上谕发出不久，官僚们纷纷反对，各种各样的理由，貌似处处为皇帝着想，事实上是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道光缺乏跟整个官僚集团死磕的勇气，怂了。三个月后，他下命停止清查，并自我检讨，然后还把责任推到英和身上，把他赶出军机处。这样一来，官员们就明白了道光的底牌。在道光一朝，陋规愈发严重，吏治不可救药。

    这个缺乏勇气也缺乏能力的皇帝，接下来做了各种努力，出发点很好，但都无法坚持。比如漕运和盐政弊端重重，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税收。道光下了决心，改漕运为海运，推行票盐法代替原来的行盐之法，但遭到众多官员反对和阻挠，改革半途而废。

    今日读史，还能读出道光频频受挫之后无奈的叹息：“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凑合着过，成了道光后来的常态。

    03

    道光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鸦片战争，这也是他一生无法释怀的痛。

    但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是注定的，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道光是在替他的爷爷和爸爸背锅——清朝之落后于世界，是从貌似盛世的乾隆开始的。

    今天读鸦片战争史，是无穷的痛心：面对敌人，当时中国官兵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但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与战争思维，注定了在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入侵者的军舰与火枪前，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惨败。

    相关史料记载中，充斥着道光皇帝的焦虑，他对一个又一个派往前线的重臣寄予厚望，最终失望透顶。后人读史，能够读出当时道光的无奈——无人可用。

    与战争失败紧密相连的，是清廷的外交失败。两种失败交织在一起，鸦片战争最终以中国付出惨重成本告一段落，并由此打开了列强纷至沓来、轮番勒索的“潘多拉魔盒”。

    事实上，一直到道光年代，清朝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更没有职业的外交人员。无论是养尊处优的满族王公，还是饱读诗书的汉族重臣，基本上都不知道怎么跟洋人打交道，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忽悠”，一边忽悠英国人，一边忽悠皇帝。

    这种忽悠精神，由来已久。早在乾隆朝，英国外交使团万里迢迢过来，本是中国一次打开大门的好机会，却因为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而错失。当时清朝官员要求英国使者下跪，后者坚决不同意，无奈之下，只能忽悠乾隆说：洋人腿脚不能打弯，所以不能下跪。

    此类荒谬说法，居然成功忽悠了清朝几代人，待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钦差大臣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一折奏章中说：就算英国人真诉诸武力，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们的军舰和枪炮确实厉害，但英国兵都有生理缺陷，腿脚都不能打弯，肉搏战肯定不是咱们对手……严重误导了道光。林则徐堪称当时“第一能吏”，算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颇多之人，仍然照样有此误解，遑论其他人了。

    不了解世界，也不愿意了解世界。等到强敌打上门来，只能按着惯性思维与经验主义来处置，殊不知自己已整整落后一个世纪!

    道光起初还以为这不过又是一场平定南疆张格尔叛乱的战争，没想到越打越不对劲，气急败坏之余，他罢黜了林则徐，但继任者能力跟林则徐相比，差了不知多远。在整个战争中，道光与他的大臣们，始终在“战”与“和”之间摇摆。

    真真假假的消息，让道光的情绪，如同过山车一般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比如，1841年7月，奕山在广州谎称取得胜利，道光大喜，没有核实真伪，迫不及待地再次下令各省撤防，结果英军随后发起新一轮进攻，清军来不及重新布防，吃了大亏。

    今天读史，很纳闷当年的大清重臣，居然如此敢于跟皇帝和洋人忽悠、捣浆糊。他们有能吏也有庸臣，但置身于这种武器与理念完全不在一个层面的战争，无论能干与否，脑子里都是一团浆糊，只能捣浆糊，捱过一段算一段，应付一时算一时。

    最具嘲讽的是，最终与英国人取得外交突破的，居然是一个仆人。此人名叫张喜，是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家丁，此人有勇有谋有口才有颜值，当清廷陷入打又打不过、谈又不会谈而且没人敢去谈的困境时，张喜挺身而出，“慷慨请行”，他顶着一个六品顶戴的虚衔，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家丁使臣”，小人物就这么神奇地走上了历史大舞台，时在1840年10月25日。

    张喜是天津人，口才好，脑瓜灵活，与英国人交涉起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不啰嗦。英国人之前打交道的中国官员，要么傲慢无礼，要么就是说话丝毫不管用也不负责任的大忽悠，因此对张喜印象颇好。总之这是一个鸦片战争版的“晏子使楚”，几经周折，化解危机。但清廷官员的特点就是糊涂与抢功，张喜被他们甩到一边，然后又搞出英军进攻南京的危机。

    无奈之下，再次请出张喜，理由是江南百万苍生都在等着你力挽狂澜，就连洋人都说为啥张老爷不来，都等着他来和谈呢。在和谈桌上，张喜硬把3000万两赔款砍价砍到了2100万两……但在最后阶段的谈判中，张喜利用价值已完，被官老爷们给踢开了，最后签约成功，论功行赏，张喜好象不存在一般了。

    对付不了外国人，但对付老百姓，这些官僚还是很有办法的。

    04

    道光的失败，跟他重用两个“模棱宰相”，也脱离不了干系。

    “模棱宰相”来源于“遇事模棱，缄口不言”，一个“模棱宰相”叫曹振镛，此人能力平庸，却能在中枢工作54年，堪称“不倒翁”，死后还混了一个“文正”的超牛谥号，但在《清史稿》中，他的传记只有区区700字——实在没什么光辉事迹可写。他做官的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其意是没有摸清皇帝心思时，坚决闭嘴，只磕头，不说话，等到领悟出皇帝的真正想法，便循着他的思路，顺水推舟，讨他欢心。

    此人是个好演员，见到道光倡导俭朴之风，便穿得破破烂烂的，裤子上缝了两个补丁，道光一看：哇，你的补丁还比我多一个呢，真是不错，便为他题词“恭俭惟德”。在曹振镛的带领下，京城一时间破旧二手衣服成为抢手货，物价给哄抬起来，一件破衣服的价格，居然超过了新衣服。道光力刹奢靡之风，结果完全成了形式主义。

    演演戏倒也罢了，曹振镛还做了不少纯粹取悦皇帝、完全罔顾原则的事。比如，道光即位后，要批阅大量奏折，夜以继日，都看不过来，又不得不看，苦不堪言。曹振镛观察之后，建议说：现在天下太平，大臣们好作危言，指陈朝政的过失，以博得赞誉表扬。若是治他们的罪，则皇上会蒙上拒谏的名声。今后所有奏章，皇上不用遍阅，只要选择其中一些最小的错误用朱笔抹出，谴责奏折臣子，让群臣传阅。那么所有大臣都会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慑，以为皇上明察秋毫，细微不遗，一定不敢肆意擅奏，懈怠从事。

    道光正想如何解脱呢，就信了曹振镛的话，开始化身为校对，专注于改错别字，常常从奏折中吹毛求疵挑出极小的错误，给予上奏者罚俸降革等严厉惩处。这么一来，从此朝臣们“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不敢因为一些错别字或者语法错误给弄得又是降级又是罚款的了，慷慨激昂的少了，提批评意见的少了，数量也大大减少了，而且多是报喜不报忧。

    这个后果，当然很严重。清人笔记《名人逸事》中有篇文章叫《曹振镛之误清》，上面写道：曹振镛鸡蛋里挑骨头，箝制人心，让天下人不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厌厌无生气，皆曹振镛所造成也。”还说，因为报喜不报忧，使得太平天国起事的消息，没能及时传上来，“洪杨猝发，几至亡国，罪过极大。”

    道光一朝，一方面是无人可用，另一方面，大量有才华的人被压制，比如龚自珍，他有才华有见识有能力有抱负，却被主持殿试的曹振镛“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为由，也就是楷体字写得不规整这个理由，将他置于三甲开外。龚自珍此后仕途多坎坷，愤懑之下，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鸣。

    曹振镛死后，继任者又是个“模棱宰相”：穆彰阿。此人比曹振镛更擅长揣测道光皇帝的心理，察颜观色，顺着皇帝的心意说。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主持广东，英国人讨不到便宜，兴军北上，直逼南京城下，道光慌了，对林则徐的态度也有了改变，穆彰阿窥测到道光帝“意移厌兵”，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

    穆彰阿也手握重权岿立不倒许多年，一直到道光驾崩、咸丰继位，才把他干掉，咸丰对他的评价是：“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

    有清一朝，曹振镛、穆彰阿不算贪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行，但这种不负责任、糊弄忽悠的庸官、“巧官”，危害性并不比贪官小。活该道光倒霉，他的执政生涯，被两个庸官、“巧官”无缝衔接，怎能不失败?

    05

    道光的失败，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失败。他身处一个摇摇欲坠、朽烂不堪的大厦，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大动土木加固与重建，只能修修补补，注定了他一生累而无效。

    历史对他唯一的安慰是：没有让他活着看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