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元260年6月2日

　　公元260年6月2日辰时，暴雨雷霆，天暗得像要沉下来。

　　曹髦拔剑在手，登上天子的辇车，命令侍从敲响战鼓，带领不到三百名僮仆侍从，迈上了讨伐——更确切说是声讨司马氏的死亡征程。

　　在皇城的东止车门，曹髦一行碰上了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领的军队。曹髦仗剑高声喝斥，司马伷和部下不敢与皇帝交战，吓得都跑掉了。

　　曹髦一行继续前进，出了皇城东面的云龙门（据考，司马家掌控政权的大将军府，座落在洛阳城东，云龙门和洛阳城的耗门之间），又碰到司马昭派中护军（禁军司令）贾充率领、赶来截杀的数千精锐禁军。

　　曹髦当先大声喝斥，命令禁军放下武器。司马氏掌管的禁军纷纷放下武器，或者转身逃走。

　　贾充命令跟随他的骑督成倅、太子舍人成济兄弟二人说：“司马家事若败，你们也不会有活路，还不赶快出击！”

　　成倅、成济问：“应该杀？还是应该抓？”

　　贾充命令说，“杀之。”（这段贾充与成氏兄弟的对话，出自《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末传》，比另外几份史料要详细）

　　贾充又催促道，“司马公养你们，就是为了今日，还犹豫什么！”

　　成济持矛上前刺杀了曹髦，矛刃自前胸透过后背。

　　有评论认为曹髦不够韬晦待机。如《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胡三省注：“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

　　如有人提出曹髦要诛杀司马昭，

　　何不埋伏勇士，等司马昭进宫时予以剪除，却偏要大张旗鼓去送死？

　　其实这是不察当时形势。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再聪明，再韬晦，也不是阴谋传家、掌握朝廷大权多年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对手。况且，他不过是司马家拣来“摆拍”一场禅代剧的道具，韬晦也好，不韬晦也罢，又有什么作用？

　　曹髦即位之初，以复兴夏朝的少康（大禹的玄孙）为榜样，想竭力挽救曹魏政权。他即位的第三天，便选派一批官员到全国巡视，访查民情和吏治，平反冤狱；又接连下诏，抚恤战争死伤，奖励仁德孝敬的人，力行勤俭，减税赈灾……来收拢人心。

　　司马氏则步步勒紧绞索——让曹髦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听从司马家摆布、等候禅代的傀儡。只是曹髦继位不久，公元255年，扬州刺史文钦和镇东将军母丘俭就起兵讨伐司马氏，打乱了司马师的禅代计划。

　　司马师率大军镇压了母丘俭、文钦，但自己也暴毙于军中。留守洛阳的司马昭赶往许昌奔丧，似乎给了曹髦一个瞬息即逝的恢复政权机会——他下诏让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军队先返回洛阳。

　　但司马昭立即率领大军赶回了洛阳。其实就算司马昭不在，也有一大群司马（司马懿兄弟八人，有九个儿子）及其亲信率领重兵镇守洛阳，曹髦也难以措手。双方的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司马昭一接掌政权，就派亲信到各地游说，要士民官将支持他禅魏做皇帝，同时再不让曹髦离开他的手掌心。镇守淮南的魏征东大将军诸葛涎（诸葛亮的堂弟，与夏侯玄齐名的名士）起兵反对，再次打乱了司马家的禅代计划。

　　司马昭率大军前去镇压，这次他将曹髦和郭太后绑架随军同行。

　　战事持续了一年多，诸葛涎兵败被杀。司马昭班师回洛阳，将举行禅代仪式，正式夺取曹魏江山。

　　难道曹髦没有剪除司马氏的办法吗？答案是：没有。

　　司马师、司马昭比乃父司马懿的“鹰视狼顾”，有过之而无不及，委实比鹰还机警，比狼还凶残。他们吸取董卓进宫、被王允和吕布杀死的教训，决不轻易进宫！

　　而且到司马师时，大将军府已成为实际上的朝廷，即便是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也只是派人去宣布，要曹魏小朝廷服从而已。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司马师要废少帝曹芳，派手下一个官员郭芝进宫去传达他的旨意。

　　太后正和曹芳对坐。郭芝向曹芳宣布说，“大将军欲废陛下。”

　　曹芳只得顺从离开。

　　太后表示不悦。郭芝说：“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

　　太后说：“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

　　郭芝说：“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

　　太后只得屈服。

　　郭芝的生平、官职都不见记载，应该只是司马师大将军府的掾属，对皇帝和太后已是如此颐指气使，一句话就把少帝曹芳撵下了宝座，又训斥太后没管教好儿皇帝曹芳，喝令太后少废话，必须遵照司马师的旨意办，立即交出皇帝的玺绶。

　　太后表示想见司马师分说，郭芝的回答是：是你可以见的么！

　　司马师的话已经称旨，在表面礼仪上都已高于皇帝太后。司马师废曹芳帝位后将他贬为齐王，也只是派“使者”代表大将军授给他齐王的印绶，监押出宫。

　　曹髦又怎么可能召跋扈更胜司马师的司马昭进宫来见！

　　此时，对于曹髦来说，作为曹魏皇帝，迫使司马氏“弑君”，是对得起祖先和魏国臣民的一个最好的选择；是一个皇帝的、高贵的选择；也无愧他最初和最后的封号“高贵乡公”。

　　自古至今的末代君主，未有壮烈如曹髦者。

　　四、公元260年6月4日曹髦下葬

　　“弑君”，毕竟非同一般，是会铭于史册、流传后世的。对标榜儒家“忠孝伦常”的司马家族，政治影响之恶劣难以估量。

　　司马昭急忙召大臣们来商议，怎么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大臣们一到，司马昭就扑倒在地，表示对误伤曹髦的震惊和悲痛，要群臣拿个善后的办法。但谁也不敢说话。

　　司马昭把仆射陈泰召到旁室，说“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啊？”

　　陈泰是曹魏重臣陈群之子。陈群与司马懿是莫逆之交，陈泰和司马师、司马昭是自幼交好的“发小”。陈泰出将入相，几次击退蜀汉姜维北伐，功高望重，深为司马家倚重，所以司马昭单找他拿主意。

　　陈泰说，“唯有腰斩贾充，稍稍谢罪于天下。”

　　司马昭不肯杀贾充，让陈泰再想差一等的办法。

　　陈泰说只有比这上一等的，没有比这下一等的办法（《晋书·文帝纪》）。

　　上一等，就是司马昭了。可司马昭还是不肯杀贾充——贾充是执行他的命令，如杀了贾充，再有这种事，谁还给他卖命啊？

　　司马昭反奖赏贾充为安阳乡侯，统管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他决定拿成济、成倅做替罪羊，派人去将他们就地处死，并以“大逆不道”罪诛灭三族。成济、成倅兄弟不服，赤身爬到屋顶上，高声叫骂。派去的兵将怕他俩再喊出不中听的话来，就乱箭把他俩射死了。

　　王沈告密有功，被司马昭封为安平侯，邑二千户。在司马昭篡魏后成为晋开国功臣，官封骠骑将军、录尚书事，统城外诸军事。

　　王经，因拒绝投靠司马氏，被司马昭杀害，并且灭满门。司马昭说：“（王）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世说新语·贤媛》）

　　《资治通鉴》和《汉晋春秋》记载：王经被捕时向母亲跪拜谢罪，他母亲脸色不变，笑着说：“人谁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大家同死，还有什么遗恨！”

　　到王经全家被杀的那天，故吏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动了整个街市之人。

　　云龙门外的屠杀场，没有官民敢靠近。

　　陈泰来了。他将曹髦的尸体放在自己腿上痛哭，悲恸过度，吐血而死。

　　司马孚来了。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昭的叔叔，司马家族之长。

　　司马孚将曹髦的尸体放在自己腿上，号哭尽哀后，第二天以百官之长太傅的身份，和大将军司马昭一同领衔百官，上了一道奏章给太后，说：

　　“高贵乡公（司马家已剥夺了曹髦的皇帝称号！）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

　　司马氏当政时成书的《三国志》，于曹髦之死只有十二个字，“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

　　鲁迅先生说：“一部历史都是成功者的历史。”那些代表高尚、正义、民族气节的失败者们，便从历史中隐没了，随之衰没的，还有可贵的民族精神和足以垂范后世的风骨节操。

　　与强权、暴政和残酷命运奋起抗争、壮烈赴死的皇帝曹髦，被写作“轻躁忿肆，自蹈大祸”（《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而且是“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

　　那三百名随曹髦赴死的僮仆侍从，则姓名不知、尸骨无存。

　　公元260年6月4日，辛卯（《汉晋春秋》误作丁卯），一列稀稀落落的送葬队伍，不设旌旐（导引灵柩的魂幡），将曹髦下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的瀍涧旁，随葬了几辆陋车充做王礼。

　　百姓聚集送葬，“掩面而泣，悲不自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