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浙江省X县“全能神”邪教信徒为例，结合深度访谈和案例资料法收集资料，采用质性分析法对邪教徒进行移情理解，力图揭示高压态势下邪教继续发展的缘由、普通人为何陷入及如何成为邪教徒的过程。邪教徒“皈依”包含迷茫或平常、初信、互动、救赎、奉献五个阶段。邪教徒“皈依”心理的形成与所处的环境、邪教传播策略息息相关。随着“皈依”的发展和“交通”的再社会化，邪教徒内在因素作用力增强，而环境背景因素影响力减弱。为铲除邪教滋生土壤，提出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反邪教场地化建设、临时困难救助制度和慈孝建设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邪教徒；“全能神”；“皈依”心理；预防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冒用宗教的各类邪教组织在社会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滋生蔓延、秘密发展，在一些地方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政府相关部门对以“法轮功”“全能神”为代表的邪教组织的打击一直没有间断，采取了有力的防范措施。2014年山东招远的“5·28事件”让“全能神”从幕后走向台前，政府相关部门也加强了对该组织的查禁和取缔。揭露“全能神”邪教组织危害、特征和本质的材料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大量涌现。

    在浙江省X县，“全能神”传播在2012“世界末日”谣言破产后出现了低潮。然而，这次低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近几年又呈逐渐增长态势。当然，当地警方打击的力度也在加强。仅2017年，X县警方成功摧毁一个“全能神”的“分支教会”，抓获骨干人员若干名。

    高压态势下，为何还有少数“全能神”信徒执迷不悟？“全能神”邪教组织为何屡禁不绝？笔者力图从“全能神”信徒出发，考察他们由普通人走向邪教徒的心路历程及心理动机，并加以解释。

    本研究的方法分为两种：访谈法和案例资料法。一是采用无结构访谈与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捕捉X县邪教徒的态度转变、苦难历程和情感变化。二是搜集散落于报纸、网络、内部资料以及电视专题栏目等处的X县“全能神”案例，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对资料进行深入理解与分析，将信徒的行为放在情境中移情把握，揭开背后的动机和意义，从而了解信徒心理的发展动因和过程，并得出背景因素对“皈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

    二、文献回顾

    皈依是复杂而持续的宗教过程，既存在个体心理的渐进式量变，又存在由不信到信的质变过程。美国著名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所有惊心动魄的皈依都是持久、持续的”（注1）。山西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梁丽萍认为，“皈依是个体由原先的不信仰某一宗教转为信仰，并成为该制度化宗教组织成员的转变过程”（注2）。那么，邪教徒的“皈依”有何特点，与宗教又有何区别？

    西班牙著名反邪教斗士佩佩·罗德里格斯认为：“邪教徒‘皈依’前后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皈依’后，邪教要求实现再社会化，用新模式取代原先的社会化。”（注3）德国反邪教专家波特霍夫揭示了自己从怀疑者转到初信者，然后找到自身价值，再到尽力传教、到达权力中心，然后对神教的基本原则产生怀疑，直至逃离邪教的全过程（注4）。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玛格丽特·辛格指出了邪教招收新成员的四个阶段：“一是通过邪教组织的招募人与你接触；二是有人邀请你参加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活动、有诱惑力的会议；三是首次与邪教组织的正式接触让你得到被爱戴和需要的感觉；四是运用心理诱惑让你更投入地参加邪教的活动。”（注5）

    国内学者多从邪教徒入手分析“皈依”历程，如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心理学教授刘援朝认为，“从怀疑到修炼是逐步深入的过程，成员一开始对‘法轮功’有所怀疑，然而这种摇摆并没有让他们拒绝练习，在逐步的练习中最终被其控制”（注6）。陕西师范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陈青萍归纳了“法轮功”信徒膜拜心理的四个阶段：服从、认同、内化及至痴迷（注7）。青岛市委党校刘晋祎副教授从信的发生、信念的生成和信仰的确立等递进维度分析了农民邪教徒狂热膜拜的形成过程（注8）。

    相比丰富的宗教皈依理论，邪教“皈依”的文献显得略为单薄。相关文献虽然对邪教徒“皈依”的形成原因、过程有所涉及，但存在缺少对膜拜团体的深入实证分析、偏重入教原因而忽略在教过程分析等问题。且相关研究更多针对的是“法轮功”，缺乏对“全能神”教徒膜拜心理阶段的探究。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和可能。

    三、结果与分析

    （一）形成期：在迷茫或平常中产生皈依心理

    1. 迷茫

    许多宗教皈依研究者认为：皈依前人们处在迷茫和危机中，这是皈依的前提，这一前提不分类别地存在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中。部分“全能神”信徒被裹挟的原因也有类似之处。

    一是疾病。健康是人的基本需求，是生活幸福和生命安全的前提。普通人一旦生大病，就会导致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而治病成本的高企和现代医治技术的局限则加剧了困扰。在治疗无效时，农民往往选择放弃此路，而另寻他路，这也是各种民间偏方大行其道和江湖郎中经久不衰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了“信仰”作为最佳治疗方式，这给“全能神”冒用宗教传播提供了契机。部分基督徒在身体健康时对“全能神”毫无兴趣，一旦生大病，“全能神”等邪教就会借机拉拢传教。

    二是受挫。家境困难、变故、孤独、年老无依等也可导致加入邪教。许多研究认为，邪教发展信徒的对象性非常明确——陷入危机者。“全能神”在针对危机对象时确实存在目的性，而“摸底”发挥了重要作用。“摸底”不仅可以发现贫困无助者，还可以发现临时受挫的危机对象，他们没有享受到社会救助体系的支持，成为邪教拉人的重要目标。

    2. 平常

    在接触“全能神”前，一些人并没有出现疾病、困难、变故，却也加入了邪教，这又作何解释呢？笔者试图从人的社会关系和好奇心理的角度加以说明。

    一是人际依赖与“灵活柔性话语”。若双方存在血缘或亲缘关系，传教将更为顺利。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认为，“当人们把宗教选择建立在所依赖之人的喜好基础上时，他们保持最优化其社会资本”（注9）。许多人信“神”是受亲人的蛊惑。血缘是传统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祖宗荫护下形成的互为依赖的行为准则，它深深影响了国人的行为和价值。即便知道亲人已经“入教”，许多人仍然不愿意断绝和其来往，在亲人的不断纠缠下选择听听，加上邪教歪理邪说的影响，他们很容易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加入邪教后，原有关系将持续升温，形成更为强烈的依赖感。然而，有时传播双方只是认识或熟悉，这显然与斯达克的人际依赖在皈依中的作用不同，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这是因为，邪教的传播还依靠地缘、情缘等要素。传播双方若来自同村，或是熟人、朋友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会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借助地缘和情缘传教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保密性强。通常传播对象出于种种顾虑而不去举报，认为举报就是做恶人。二是情感性丰富。传教者往往充满热情，言语颇具人情味，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三是弹性空间大。传播对象也会拒绝说“没时间”和“要干活”等，但对方都给出了及时而灵活的反应：“等你有空了再给你讲”以及“根据你的时间定”等。传教者秉持一种“灵活柔性话语”，善于捕捉聊天传递的突发信息，及时地补充和调节话语，再施以柔情和热情，以便让传教顺利开展。

    二是“好奇害死猫”。疑虑情绪在大部分初次接触“全能神”的人中都存在，甚至在经过数次接触后，许多人依然存在拒绝心理。面对陌生人的警觉与防备，是社会生存的基本策略，用以防备潜在的危险。为何一开始警惕的人后来也信“神”了呢？

    “好奇害死猫”是西方流传已久的谚语，它表达了好奇的两种结果：一方面，促成了人类生活的繁衍、科学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如果运用不好，则会产生出坏的结果。江苏省公安厅吴东升博士提到，“有不少人出于好奇心理来参与邪教，逐步为邪教所吸引，成为邪教的一分子”（注10）。相当一部分人加入“全能神”只是出于好奇，他们要么本身是基督徒，要么对神有所理解。普遍撒网之下，总会碰到对神有感知的人，而身处乡村的人们在教堂以外碰到信神者的机会本就不多，甫遇后会有惊奇之感。他们抱着了解的心态，看看到底是什么神。而传教者在谈话过程中会有意识地了解传教对象的心理特点，根据其特点作出回应或解答。

    （二）初信期：靠物缘传播强化信任基础

    物的运用在基督教传播史上并不鲜见。利玛窦注意到，明末的中国上流社会和普通民众都表现出对异物的猎奇心理，他投其所好地利用了钟、表、三棱镜等异域物品进行传教。在“全能神”邪教传播中，物的作用也被发挥到了极致，“以物品为媒介传递信息设置符号而进行沟通、传播思想和理念的行为，称为物缘传播”（注11）。

    根据对象不同，“全能神”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方面，对于从没接触过基督教者，他们会强调《三步作工》跟《圣经》差不多，但《圣经》太厚，不容易看懂，而强调《三步作工》里都是神的原话，容易看明白。另一方面，针对有基督教知识基础的信众，则会用《圣经》原文加以诱导，让其误以为这就是基督教，再导出“基督过时”的论调。此外，还有《话在肉身显现》《最后的船票》等非法印刷出版物，以及光盘、存储卡及MP4等。按照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注12）。媒介本身就可以对信徒的思想和习惯施加影响。“全能神”传播经历了从书和小册子等传统媒介到MP3、MP4、MP5等新媒介的更替，这对信徒的思想产生了很强的冲击，让那些身在乡村、知识贫乏、相对落伍的人可以接触时尚的电子产品，并熟稔于心，产生自豪感。

    传教过程中，传播对象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保持相对清醒的认知，观察传教者的言行、举止及态度。传教并非单一的灌输与接受，而是存在着诉求与关怀、愿望与满足、怀疑与解释的动态过程。被传播方的警觉是“近距离观察”的直接经验，是理性的秉持和自我保护的延伸。信徒对教义理解的偏差、怀疑甚至抵制能否被及时消解是普通人转向“全能神”信徒的关键。信徒的诉求、对“神”的理解和想象得到成功回应是其信教的动因，而对于信徒思想和诉求的准确把握是“全能神”邪教组织极力培植的核心技能。

    （三）互动期：在“交通”中形成“再社会化”

    “交通”意为信徒学习“全能神”教义、思想，聚在一起交流、沟通。通过“吃喝神话”，信徒不断研习“全能神”的邪教思想，用看似自圆其说的逻辑达成“功德圆满”。“交通”会营造温馨的氛围，达到情绪互相感染和影响的效果。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够迫使个体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情感模式”（注13）。温馨氛围是建立在所谓的平等基础上的，“交通”塑造了大家都是兄弟姊妹，没有高低之分的错觉，而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则可以向“神”倾诉，认为“神”会帮其渡过难关。许多身心饱受挫折的人在聚会中容易形成自我安慰，找到重新定位，觉得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这种聚会的隐蔽性和排他性极强，通过频繁说教达到互相支持的温馨友爱气氛。聚会结束后，教徒也会心情舒畅。聚会期间，若有好事发生，他们会联系起“交通”经历，认为是“神”恩典的结果。信徒对“神”逐渐产生敬畏心理，认为要全心全意地信“神”，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它。由此，邪教权威得以确立。

    “交通”仪式从教义的传播、情感的沟通、身份的加强、价值的分享等方面激发了信徒有关信仰的“集体记忆”。仪式紧凑而精心，经过不断地延续，固化了邪教徒的信念，成为烙印在大脑中的记忆存储，不断改变信徒的行动法则、人际关系甚至价值观念。这正是西班牙反邪教专家罗德里格斯所说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为那些原来为挫折感苦不堪言和对自己抱有负面评价的人提供一个新的社会定位”（注14）。它让那些遭受挫折和困苦的人好似获得了新生，使其逐渐脱离原先的社会关系，重塑自我认知，形成类宗教的认识结构，从而构造观念和实际的共同体。

    （四）救赎期：经传“福音”构造再组织化

    “吃喝神话”后，信徒逐渐被邪教思想所控制。在此基础上，方能从事“拯救”人的工作，即传“福音”。传“福音”往往面临各种困难，如被人骂和打，因此有些人会拒绝去传。对于传“福音”的痛苦经历，“全能神”又会安排“交通”聚会来加以消弭。“交通”刻意安排了人性之恶的省思，并让信徒接受痛苦，欺骗信徒说“这是揭示人的骨髓里毒素所必然要经历的”，从而形成环环相扣、互相加强的效果。为了顺利传“福音”，传教者会施以做家务、带礼物、买东西等小恩小惠，以图获取信任，这些策略在《摸底铺路细则》中都有所昭示。在“全能神”的阐释世界里，传“福音”是在“救赎”人，是在“作工”。而对于那些成功拉人的骨干，“全能神”组织会给予奖赏，提升其教中地位。

    笔者曾经论述过“全能神”传播的八种方式，根据加拿大蒙特利尔学派泰勒和凡•埃夫里的观点，这些方式都以语言和文本为依托。两位学者创造性地使用“绘制地图”将文本、语言的传播与组织联系起来，得出“传播构造组织”的论断。（注15）“全能神”组织具有极强的扩张欲，一直不断地进行再组织化。传教者以类似宗教的阐释体系和劝诱方式，通过口头、书面及数字化的阐释语言构造一种“贴图式”的教义传送系统，让信徒形成对“神”的认同和崇拜，塑造共同的价值观，从而不断强化现实世界的组织结构，反身性地建构了组织版图的扩张。

    （五）奉献期：在“预备善行”中痴迷

    “全能神”给信徒灌输的“奉献”逻辑为：因为“神”造人及万物，包括四季、空气、雨水、太阳、动植物等，所以回报“神”就理所应当。其他神都是假神，“全能神”信徒不要理睬和敬拜它。而一开始宣称“不要钱”的“全能神”变成了让信徒“自愿”供奉钱、米及其他物资来“预备行善”，从而为自己积德积福。如果“行善”了，“神”会给你回报。这就是“全能神”简单机械的“造物—奉献—回报”逻辑。

    “全能神”的膜拜不同于佛教徒的皈依。佛教倡导修来世，倡导六道轮回，认为种下的因，需要有合适的缘，方能时来运转。而“全能神”是修现世的，这种修行来得更快、更直接，它的因果观是机械的，倡导信它听它任它，当世就能得到福报。这些福报包括：可以身体平安，进入天堂，不会遭受“神”的审判和惩罚，不会受到“世界末日”的影响，不会承受闪电的击杀。在现世直接因果观的强烈召唤下，不仅信徒的财物可以奉献，更可宝贵的东西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来。 （未完待续）

    作者：凯元 文兵

    注：

    1.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尚新建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2.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3. 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置》，石灵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24-125页。

    4.波特霍夫：《走出科学神教的迷宫：邪教首领的忏悔》，夏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5.玛格丽特·泰勒·辛格：《邪教在我们中间》，刘宇红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7-98页。

    6.刘援朝、洪解亮：《中国邪教问题及防治对策研究》，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7.陈青萍：《精神控制论：从临床心理学视角分析膜拜现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5-148页。

    8.刘晋祎：《农村邪教信好者心理态势发生机制与防治策略探究》，《科学与无神论》，2018年第2期。

    9.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10.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11.王凯元、徐文兵：《破坏性膜拜团体 “全能神”的基层传播方式探析》，《犯罪研究》，2017年第2期。

    1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页。

    1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4.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置》，石灵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15.谢静：《经由传播而组织》，《新闻大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