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能动司法如何贯穿审判工作始终

    四级法院代表共话司法实践与未来

    能动司法既是人民法院融入和服务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对人民法院来说也是一场深刻变革，是一项涉及法院工作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

    12月15日，“新时代能动司法（法院场）研讨会”在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召开。来自最高法和北京、江苏、浙江、山东、上海、成都、厦门、广州等地的四级法院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展示了新时代人民法院在能动司法工作中的创新及成果，研究并探索解决相关问题，为新时代人民法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实践经验与智慧。

    坚持诉源治理“治未病”

    “加强诉源治理工作是新发展阶段商事审判工作坚持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的重要抓手。”最高法民二庭副庭长周伦军说。

    周伦军介绍称，今年以来，最高法民二庭针对商事审判中信用卡纠纷和保证保险纠纷占比较大且上升较快等情况，在与多地法院、社会治理中心、监管部门、行业组织、金融机构实地交流访谈、数据综合分析和商请有关职能部门协同的基础上，形成《关于信用卡纠纷诉源治理的调研报告》和《保证保险纠纷诉源治理专项调研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起草制发司法建议。

    各地法院也结合地方情况与法院工作，围绕如何在诉前端深入推动诉源治理、最大限度减少诉讼增量展开讨论。

    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安凤德介绍，针对北京法院专属管辖的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第一审行政案件数量始终处于高位的情况，北京法院主动协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诉源治理，共同探索从前端加强诉源治理的路径，推出行政诉前和解等组合式诉前化解方式，今年以来诉前化解商标行政争议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96%，该类案件收案同比下降了31.8%。

    “成都涉医美保理合同案件占到全国的54.15%。对此，成都法院进行穿透性审查，及时统一裁判规则与法律适用，案件从2021年的1910件断崖式下跌至2023年以来的10件，撤诉率80%。”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诚说。

    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傅国庆介绍，山东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建设，实现矛盾纠纷前端化解、实质化解。今年以来，山东法院诉前调解成功案件56.8万件，近三分之一的纠纷化解在诉前。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蒋伟带来了“无讼社区”创建的成果，“越秀区通过以‘无讼社区’为抓手开展诉源治理，起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随之减少，2022年，越秀法院受理案件数首次回落至10万件以下。今年以来，新收案件71765件，同比下降11.29%，未结案件数同比下降36.41%。”

    发挥审判职能“治已病”

    审判工作是法院工作的核心要务，如何在诉讼内实质化解个案纠纷、确保裁判效果最优？

    最高法刑三庭庭长陈鸿翔谈到了个案审判的重要性，“刑事审判庭持之以恒做好案件审理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把好案件质量关，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作为衡量审判质量的重要指标，“服判息诉率”是会场的高频词汇之一。

    2023年1月至11月，全省法院一审服判息诉率同比上升0.64个百分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一级高级法官马荣道出了这个数字背后的“秘籍”——“我们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注重裁判说理、辨法析理，使司法裁判对‘文本法’的适用符合人民群众感受的‘内心法’。”

    据介绍，江苏法院注重强化情理法兼融，审理“空巢老人要求子女探望案”“乘客无视黄灯警告抢上地铁受伤案”“小偷逃逸跳河溺亡案”等，用一批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的司法裁判回应人民群众期盼。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郭伟清说：“上海法院从最能反映一审裁判问题的改发案件入手，由各审判团队定期梳理辖区类案分歧及疑难问题，经审委会讨论通过后以《改发案件裁判要点通报》发布，稳定诉讼预期，减少不必要上诉，最大程度避免‘一案结多案生’。两年来，一审法官普遍反映，有了明确裁判规则后，一审思路不会跑偏，当事人上诉碰运气现象明显改观，部分辖区法院一审服判息诉率也有明显提高。”

    “执行工作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谈到执行环节的特殊性，最高法执行局局长黄文俊说，“2023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结案数相比2013年结案数增长237.91%，执行到位金额增长220.83%，执行效率和效果显著提升，更多真金白银及时装进了胜诉当事人的口袋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加强社会治理“防再病”

    案结事了之外，政通人和也是新时代能动司法的题中之义。

    “人民法院应在深度识别行政争议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准确探求纠纷诉求之后所隐含的各种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将司法所追求的‘公正’和‘法治’理念植入社会治理过程中，既为个案输出规则，也为个案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治理输出规则。”最高法行政庭庭长耿宝建说。

    据介绍，为深入研判行业发展动态和市场主体需求，北京高院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座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征集各方面对加强数据权益保护、数字经济发展的司法需求，围绕服务保障北京“信创领域”“数据交易”“互联网3.0 ”“自动驾驶”等领域形成调研报告，全面梳理数字经济领域司法保护相关问题，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法律风险防范建议。

    近年来，浙江法院在全省全面推进‘共享法庭’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将人民法院的工作触角延伸到镇街、村社等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把指导调解、化解纠纷、线上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造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解纷 、一站式基层治理的最小支点，得到基层和群众的广泛好评。

    “‘共享法庭’为提升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效能，尤其是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提供了有力载体。”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程建乐说。

    对于基层法院来说，一线办案最易发现各类问题和社会风险，如何在妥善处理个案之余，为行业治理、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贡献司法智慧？

    “我们通过创新风险预警机制，对办案中发现的老年贷、校园贷、医美等领域具有普遍性、趋势性、紧迫性的社会风险，向行业主管部门、涉案主体或不特定社会公众发出《风险警示告示书》，预防纠纷产生或蔓延。”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黄冬阳介绍说。

    此外，参会代表还就法官队伍培养、司法建议工作等涉及新时代能动司法主题的内容展开了讨论。